他指出：印度次大陆的人民信奉六大宗教，讲十五种使用范围较广的语言和数千种次要的语言和方言；印度的历史又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无法计算它有多少种族和少数民族。他说，在英国人把印度捏合在一起，使它置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以前，印度一直不是一个国家。他认为，印度是一个人口太多、资源太少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尽管人口众多，但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为本身提供吃穿的潜力。
伊朗国王的论点是：印度几乎无法管理自己；谁要是能够成功地把印度一直捏在一起，这个人必定是政治上的天才。尼赫鲁做到了这一点。值得赞扬的是，印度尽管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把印度诱向独裁统治的趋势，但尼赫鲁坚持印度应该保留和发展民主制度。
1953年，我在印度见到了尼赫鲁。在此之前，有些人告诉我说，他是反美的；有些人则说，他是反英的；还有一些人告诉我道，他只是反对白人。这些指责可能都有一点道理。但根据我自己和他谈话得到的印象，我同意已故的保罗·霍夫曼的看法。他对我说过：尼赫鲁只不过是深切地热爱印度罢了。
尽管尼赫鲁的不少年月是在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度过的，而且他在英国监狱中也被关押得衰弱不堪，但他仍然十分欣赏英国诗歌，有时还去英国度假。他突出自己，以第三世界的发言人和“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自居。但他也处处显示出要人们认真地把印度看成一个大国的态度。这位高傲的人对英国统治者把印度人当成二等人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慨。他后来向世界其他地区讲话时流露出来的那种优越感和傲慢态度，看来也是出自内心的。印度人民对他的奉承，使他的这种态度更加变本加厉了。三十年代中，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长，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时揶榆他道，“喂，印度的宝贝，现在几点了？”或者说，“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请把面包递过来。”
1953年我见到尼赫鲁时，他至少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谈论美印关系，又花了二半以上的时间长篇大论地对我讲述他所谓的、印度正面临着来自穷兵赎武的巴基斯坦的危险的问题。尽管他在这次讲话中谈到的是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假设性的威胁，他的举止却预示着如下时刻的到来，十八年后，得到苏联供应的印度军队在他女儿的领导下肢解了巴基斯坦，并威胁要消灭它——这是我根据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设法予以否定的目标。
回首往事，我认为他把无可争辩的、超凡的才能和精力过多地用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上，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尼赫鲁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和有力量攫住即将射向巴基斯坦的子弹，和平地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不幸的是，他在世之时，未能使自己这样做。印巴冲突是战后的历史上愚蠢地耗费军事力量的最悲惨的事例之一。几十年来，这两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虽然有几亿人生活于赤贫之中，但它们每年还都花几十亿美元去购置武器，其基本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侵略的威胁，而是为了互相残杀。
然而，在我们的会谈中，尼赫鲁也谈到一个我认为是有价值的论点。他说，有四亿人口的印度正试图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取得繁荣、进步和正义。六亿人口的中国则试图通过专制的途径来达到这些目标。因此，他坚持说，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印度取得成功，这是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这样，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在走上自治的道路时，将会看到民主的途径是可行的；而共产党的实验是失败的。这个论点是为尼赫鲁的目的服务的，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援助。但它也是颇为正确的。
印度持续地发生经济灾难的原因之一，正是尼赫鲁自己顽固地信奉社会主义。他说过，中国和印度所进行的试验，代表着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竞争。这句话虽然是正确的，但印度所进行的并不是建立自由企业的试验。尼赫鲁在狱中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三十年代中期，他鼓吹社会主义，并极力敦促他的追随者们组织工人联合会和农民联合会。他一开始就为社会主义的教义所吸引，这是不足为奇的。尼赫鲁出身于特权阶层，在社会道德的熏陶下成长。他长大成人的那个国度，并不是一个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甚至称不上是农业民主国家。印度等级制度森严，大量的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使他们出奇的富裕，其他千百万人民瞻念前景，看到的却是难熬的贫穷，早逝甚至成为摆脱贫穷的一条途径。
印度需要自下而上地提高生产率。相反，在经济方面，它却采取了把思想自上而下地灌下去的办法。官僚机构则象一层又一层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