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叫“三六子”，南京话讲出来就成了“伞漏子”。那时候老百姓喝得起的好一点的白酒，是“赤豆烧”、“绿豆烧”、“五加皮”之类，一次买不起整瓶的，通常是零打，南京人叫“零拷”。父亲在外忙碌得心情舒畅，回得家来一高兴，就会叫道：“去，拷点咯伞漏子来喝。”
给父亲拷酒的任务通常是由吴建民完成的。他那时年纪虽小，却继承了父亲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心和尝试的欲望：那无色的液体究竟有什么好喝呢？怎么那无色的液体被大人们一喝，就那样兴奋起来呢？在一次拷酒回家的半路上，他勇敢地尝了一小口。又辣又呛的液体流入口中，使他对大人的嗜酒更加不解。
如果说父亲有什么突出的缺点，那就是生性过于耿直，又沾染了点地中海民族的直言不讳，有时嘴巴不饶人，说的话让人感觉不甚中听。
这往往于无意识中惹出些人际间的罅隙纠葛，每逢这种情况发生，总要劳烦善良且有些调解能力的母亲出面来敉平事端。
吴建民的母亲姚世凤，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她的父亲靠在码头上打工养家糊口，母亲则一直病恙缠身，40 多岁便撒手人寰。生长在这样一个穷苦家庭，自然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姚世凤，却很通情达理，她并不十分善于言辞，却不知从何秉承了将混沌事物条分缕析清爽的才具，什么难解之事经母亲一说，便不再有争议。
这自然也跟她比较乐于助人，与邻里相处融洽人缘好不无关系。
母亲是无论如何不曾料到，她在不经意间给孩子做了最朴素的外交启蒙，她以自己的一再实践反复向孩子昭示着这样的事实：讲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积淀的良好关系，会在解决突发争议时受益匪浅。
正是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吴建民说他在幼小的时候就敬佩母亲，在心里觉得母亲有威信。细想来，感悟的天资应该是来自童子时代的潜移默化，只是到了长大成人后，才能于细微之中归纳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来。
逃亡，很快就从游移付诸行动/那真是一次地狱般的水上航程/日军空袭前，总能截获一批自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密码之父”美国人赫伯特·C。 雅德利被请到了重庆/只要再偏一点，瓦片就将砸在婴儿吴建民头上/父亲的心咯噔一下：“完了，我的家人完了！”
如果说吴建民的出生，就国际背景而言，不乏外交史上颇为有声色的片段的话，当时国内的情景对他来说，却是一连串几乎要了他的命的灾厄。这一切，他都是从母亲的追溯中得知的。
1937 年冬季的丝丝寒意，是与一场巨大灾难将要降临的恐慌，几乎在同一时间遮罩在南京城头的。后来呈现的事态，证实了那场灾难果然是惨绝人寰，闻之比严冬更让人不寒而栗。
那一年，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挑战最严峻的一年。7月，古都北平和北方最发达的港口城市天津相继陷落。11 月12 日，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也沦入日军之手。战火和硝烟夹裹着“三个月灭亡中国”
摇篮曲（6）
的叫嚣，一天天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弥漫。
虽然，拥有国民党军中最高军衔的唐生智，信誓旦旦要与南京共存亡，并被临危授命为南京城防司令，但在北平、天津、上海相继弃守之后，南京的民众对国民党军能否御敌于都城之外，深怀疑虑。逃亡，很快就从游移付诸行动，而后来的事态也证实，做出这种抉择的人们是幸运的。萨特说人生就是不断的抉择，抉择决定人的命运，看来有道理。
随着日军的逼近，逃亡的人流有如潮水，那争先恐后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吴建民母亲的脑海。她是这样对吴建民讲述当时的场景的：码头上挤满了充满惊恐的逃难者，眼巴巴地看着长江里面有一艘船来了，当人群拥上船后，负重的船又缓缓慢慢驶出。船的甲板上到处都是坐着的人，到处都挤得满满的，连移动一下都异常困难。长时间没有吃的，要喝水只有用绳子系住缸子，从江里把水吊上来。
那真是一次地狱般的水上航程，但他们毕竟活着来到了远离战火的后方。就在他们一家到达重庆不久，攻破南京城的日军，就在南京制造了现代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30 万人惨遭屠戮。据有关方面统计，当时未能逃离南京的民众约40 余万，几乎等于每4个人中就有3 个死于屠杀。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如果不是尚凑得出盘缠，踏上了流亡之旅，吴家能否存活下来，就真不敢推想了。
吴家逃过了一劫。在重庆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