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作业时，吴建民也会弄出点小名堂。一次写作文，他在题目下面署了自己的名字，还在前面写了“大文学家”四个字。老师看了，在讲评的时候说：咱们学生中，有个人小小年纪，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就自称大文学家……将吴建民挖苦了一通。
调皮的孩子不安分，不愿意受成人们设定成规的框囿，喜欢搞点超越成规独出心裁的东西，用一个好听的词叫特立独行。这也许就是调皮的孩子成人以后往往比较有出息的缘故，但在少年时却不太讨成人的喜欢，于是许多少年由于成人的长期管束而被磨灭了这种或许原本可贵的潜质。
其实自称大文学家，多少反映了少年内心对文学家洗练优雅的文笔的崇拜和欣赏，也可以视为一种积极向上人生追求的幼稚方式流露。只有当我们对吴建民的人生做长时间审视，才会发现这些幼年即显现的性情所具有的价值，当然这是后话。
吴建民回忆说初中时，文学作品已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当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妹妹，生活境况不是太好，没钱买课外读物，他只能坐到新华书店里，满足他的阅读欲。书店就在离他家不太远的陕西路，走路大约需要10 分钟。又逢暑假，吸引吴建民的已经不光是钓鱼、逮蛐蛐、粘知了、放风筝了，他的更多时间是在新华书店里消磨过去的。
童年的记忆（4）
“穿个裤衩，光着身子，拖个拖鞋，跑进新华书店。找到爱看的书，一1955年高中毕业照，第二排左四为吴建民。
捧就是两个多小时。”
丰富的阅读对作文的构思，对琢磨一些人世间的道理，对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都很有裨益，他写作文的内容就自然而然丰富起来，是阅读培植了他对作文的兴致。
上高中那一年，他的妈妈又怀孕了，不方便每天早上给吴建民烧饭了，他要早晨起来自己生炉子做饭。开始生不着，做不好饭也就没得吃，后来渐渐学会了生炉子做饭，吃饱后高高兴兴地上学。他又一次感受到生活依然继续，还使他体会了凡事要动脑筋，要亲自尝试，而在这之后，就有成功的体验，就有成就的快乐。
生炉子做饭本属寻常小事，但有了如此过程和过程后的琢磨，就有了内容也有了内涵，他在作文时记叙了自己这一过程和感受。语文老师看了，评价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很真实生动，还在全班作文讲评时把它当作范文念了。
从自诩“大文学家”挨了挖苦，到真正写出好文章，受到褒奖，这里面也有不少经过思量能从中获益的东西。说得到，做不到，是要遭人耻笑的；而做到了，就会受到赞赏，得到承认。
得到承认，得到鼓励，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莫大的渴望。吴建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位语文老师，他叫朱庆颐，当时是吴建民他们的班主任。是朱老师的鼓励，更激发了吴建民对语文和写作的喜好，并使他因此而终生受益无穷。
吴建民还清楚地记得朱老师给他们上语文课的情景，他讲过《史记》，讲韩信成大事前忍受胯下之辱，讲荆轲刺秦王的毅然悲壮，“风潇潇兮易水寒……”这个年龄的吴建民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人成长的故事，大都来自《史记》，许多人生的道理，也来自《史记》，比如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引用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出自《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手笔。而引发吴建民对《史记》兴趣的人，就是朱老师。
随着年龄增长，吴建民好学的动力已经不是父亲的“做人要有本事”，“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而是新的时代倡导的为了祖国的强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读高二时，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已经列在班级前茅，还被推选为学习委员。
除了语文外，高中的物理、化学、数学、外语老师水平也相当高，教学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学生们学起来也很有劲。吴建民一度物理学习比较突出，还当了物理的课代表。
与学业并进的，还有政治。1954 年12 月，吴建民加入了中国共青团，还不到16 岁。在那个时代，对于个体的人生而言，政治上的进步似乎是头等重大的事情。不光当事者自己很看重，周围的人也会给予十分的关注。
吴建民向父亲提出要一点钱，买一点糖果、瓜子什么的，让同学与他一起分享政治进步的喜悦，但父亲很干脆地拒绝了。那时吴家的经济条件很不好，除了“参干”的哥哥外，家里还有五个孩子，一家唯凭父亲操持旧货店小生意的蝇头小利供养。但当时的吴建民还体谅不到父亲的苦衷，他甚至错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