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小时里，吴建民在月台上踱来踱去，毕竟是16 岁的少年，第一回离开父母亲人，离开熟悉的家，一种从未体会的离情别绪，一点一点笼罩住心头，以至于怅然若失。在接到通知书后、在初登火车时曾经闪过的投身更广阔世界的激越，刹那间竟荡然无存。
吴建民说：“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在月台上来回踱第二章步的情景。”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唐人刘方平那首离别诗所勾勒的离别景观与人内心辗转低徊交相浸润的难忘画面：“华亭霁色满今朝，云里樯竿去远遥。莫怪山前深复浅，清淮一日两回潮。”
在赴北京前，吴建民曾给在北京的哥哥写信，哥哥已经从四川江津防化学校，升入在北京的防化兵指挥学院。哥哥一直是家里的骄傲，从小学习成绩好，被母亲树为其他孩子的榜样；早早就入了共青团；“参干”进了江津防化学校，还在那里立了三等军功，街道居委会都来上门报喜……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有哥哥来接是最让吴建民慰然的了。
不巧的是哥哥任务缠身，没办法来火车站。但哥哥考虑得很周详，他给北京火车站写了一封信，说他是军人因公务不能接弟弟，请车站帮助照顾，并预付了10 元钱。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社会风气真好啊，火车站很尽责地做了安排。吴建民记得他到站一下火车，就听到广播里喊他的名字，让他在某处等。他到了那里，见到了车站上的人。他们告诉吴建民说，车站根据他哥哥的请求定好了旅馆，随后叫了一辆黄包车送他前往。
第二天，吴建民在天安门广场，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接人的牌子。
在老同学的帮助下，他乘汽车进了外语学院。
那个年代，讲究让革命来选择自己，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的志愿1961年出国前与哥哥在一起。
并不由本人自己选择。这对当年的吴建民倒是很合适，因为上外语学院就不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究竟选什么专业他心里根本还没有什么成见。学院代他做了选择，分班的时候，把他编到了法文班。
现如今学外语选什么语种，背后有一大堆想法和掂量，但当时的吴建民却没那么多复杂的推敲。母语之外的任何一个语种，对他都是同样的陌生，都距离他此前的生活很远。对学习产生兴趣，并潜心努力，是在学院对学生进行了专业思想教育之后。
学院对新生开了一门专业思想教育课，专门教育新生端正学习态度，讲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笔者还记得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想必会用做外语专业教育的经典语录。总之教育结束了，学习目的明确了，学习劲头也就来了。
在外语学习初期，吴建民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他的老家南京地方的口音，近似于江淮语音，“l”“n”不分。受方言影响，他常常把“啦”念成“呐”。而在法文中，“l”和“n”特别多，它的许多冠词全是发“l”的音。为了发好“l”的音，捏起鼻子来“啦啦啦啦”地练，的确很苦的。法文还有个小舌音，用得也很多，可一般中国人发不出这种音，也没有捷径可走，依然是花大量的时间苦练。
下大力气苦练，使吴建民过了发音关。其实吃苦耐劳的功夫，他从读高中对学习的意义比较清晰后，就逐步培养起来了。
那时大学里的星期天只供应两餐饭，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所以在星期天吴建民像平日一样，从来不睡懒觉，锻炼后就到教室里看书。在这个时间教室里通常就他一个人，非常宁静，他看书、做笔记，学习的效果很好。
在近代文学的历史上，法国的文学可以说放射着最为耀眼的光芒。
从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夏多布里昂，到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乔治·桑、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左拉、都德、莫伯桑、凡尔纳、法朗士、罗曼·罗兰……特别是这些作家都是多产的，他们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响亮，铺天盖地地遮盖住了那一时段的世界文学长廊。面对如此丰富的语言文学宝藏，学习法语的人，应该是幸运的。
但吴建民回忆说，他读大学时能看到的法文原版书并不多，但他还记得当时看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莫伯桑的《俊友》，对冉阿让、杜洛瓦等主人公也留有深刻印象。他说：“开始看的是中文的，学习到一定程度后看了原文，发现看中文和看原文味道不一样。人物更活灵活现，人情味也更浓重。”吴建民比较喜欢雨果的作品，他从中感觉出雨果希望建立一个人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