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评价其地位与作用。苏共当时的工作重点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非共产党的、宗教性的青年组织，中间性的社会团体，包括北欧的一些禁酒组织；而中国方面则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之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应着重通过青年组织来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二是在工作方式上的分歧。即中国不赞成苏共及苏联共青团在处理国家间关系及多边活动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外交的独特节奏（2）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苏联共青团越来越明显地将世界青运的工作中心放在裁军、议会斗争上，循着这一逻辑轨迹，在对待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问题上，采取了极力控制、尽力不要“惹祸”的态度。中国则强烈地提出，对帝国主义不能软弱、退让，对民族解放运动更旗帜鲜明地支持，因为青年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力军、保卫和平的主力军。这种争执，也随着中、苏两党的争论逐步扩大化。
1963 年9 月，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开启，从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始，此后每一篇评论都会及时发送到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中国代表团。中国将苏联的国际政策归纳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并言辞犀利地予以批判，把武装斗争提到很高很高的地位，吴建民印象中当时最频繁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武装斗争是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吴建民他们因此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向各国常驻联盟总部的代表们散发这类小册子，并为维护这一观点与苏联等国家的代表在会上会下角力。
平心而论，持续了十几年的论战，中国共产党也有失当的一面，邓小平在数十年后总结说：双方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可是在当年，吴建民他们是非常认真地看有关的小册子、听有关的广播的。
作为翻译的吴建民，是最不能对这些言辞掉以轻心的人，他必须琢磨如何把这些论述用法语、英语等外国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因为在会议上、交谈中，中国代表时常要援引这些言论，阐述中国的观点，与持不同观点的他国代表进行争辩。在这些场合，中文说错了，可以在翻译时矫正，但翻译后的言语出错，那就是大问题了。在反反复复阅读和听广播的过程中，吴建民曾一次次地被其中的论述鼓动得热血沸腾，并为寻找最贴切到位的对应词汇而殚精竭智。
那时，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会议也多，重要会议往往要通过一个大会报告。联盟内的主要争端，自然会反映到这样的报告表述上面。在中共发表的“###”中，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等，都被点名批评，来自意大利共青团和法国共青团的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总书记，调子自然和受到中国批评的苏联的主张很相近，大会报告的主旋律，往往受到他们调子的影响。每逢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方面就要通过争议或其他方式，以使己方的观念反映到报告中。
吴建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联盟大会报告初稿把中国特别强调的武装斗争内容拿掉了。中国不能接受这样一份报告，随即酝酿对报告进行修改。为了使修改报告能够通过，必须做有关国家代表的工作，请他们出面要求修改，并提出修改报告稿。
为此，吴建民先将法文的报告初稿翻译成中文，供代表研究修改，随后又在晤谈中担任翻译工作。当新的中文报告草稿拟就，吴建民又连夜翻译成法文，打印出来后，给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多诺，由他提交给联盟大会。其实与会者都猜得出来，马尔多诺的背后是中国人。
1965 年暮春时节，吴建民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各国代表，到刚果（布拉柴维尔）参加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会议。那是他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非洲人民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很热情，许多非洲青年登上代表们乘坐的车，用唱歌表达他们的欢迎之情。
当时青年们唱的那些歌曲，充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独立解放的渴望与豪情，比如“昨天我们还受压迫，今天我们自由了”。因为歌是用法语唱的，吴建民都能听懂。看着唱歌的人们的激情和喜悦，吴建民也心潮澎湃，感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潮流势不可挡。
吴建民和代表一起积极主动地与非洲青年们接触，与他们谈论非洲的形势，探讨非洲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中的问题，并把参加会议的代表请到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大使谈论非洲问题，向他们介绍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
在纷争日益激烈的那些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了中国和苏联较量的又一前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