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24 日，有周恩来批示的外交部报告以及所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送到了毛泽东手上，他挥笔圈掉了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等语，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还把报告所说周伯萍对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毛泽东的圈改，根本改变了外交部报告对此事错误性质的判定，也使周伯萍的处境大为好转。这就是“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事件”，也被称为“雅典事件”。
早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伊始，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一再向外交人员强调：“外交授权有限，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工作出了错，造成的损失收不回来。”他的另一段话：“我们外交工作的任务之一是跟帝国主义，重要的是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外交和军队是斗争的两个拳头。外交人员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要有敌情观念，深刻保持警惕……要有严格的纪律，外出必须两人同行。事先要请示，事后要汇报。”也被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奉为圭臬。因此吴建民拒绝苏联人邀请吃饭一事，在外1965年离开匈牙利之前在使馆院子与韩克华大使（中）和同事林迈珠（左一）。
交系统绝非小事一桩。
中国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个翻译。除了本职的翻译工作外，代表要见什么人，都由翻译负责联系。到其他国家开会出差，也是由翻译去办理签证，查看航线怎么走，订机票。代表请客吃饭，翻译点菜，还要帮助端盘子。请客人到中国代表处来交谈，泡茶、倒水也是翻译的事。客人走了，还得刷洗茶壶茶杯盘子。这些看来都是小事，但其中有很多人际交流的学问。
吴建民刚到布达佩斯时，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是柴泽民。他走后，继任者是曾经任湖北省副省长的韩克华，他和“雅典事件”的主角周伯萍同时进入外交界。他来到匈牙利后，经过接触和观察，感觉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并没有紧随苏联旨意敌视中国，相反私下里透露了愿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信息，因此他很希望能更多地展开工作。
韩克华在与各国使节的晤谈过程中，感觉到担任翻译的吴建民的外交潜质。因为那时当翻译还有个任务，就是做记录，对方讲了什么，中国大使讲了什么。这个记录做得好坏，是很能反映人的才具的。他知道吴建民是外交部借调去团中央的，出于展开工作的需要，他给外交部打了个报告，提出想让吴建民到驻匈牙利使馆工作。
此时吴建民在世界青联的工作和他本人的表现，已经得到全国青联的充分认可。他们闻知韩克华打报告的消息，也很想留住这个青年人才，据说甚至动用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正式调吴建民到团中央工作。
一个年轻翻译，使馆也要，团中央也争，显然是个人才。两边的报告先后送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他做的决断也很干脆：“回外交部。”孰不知他正是一位喜爱人才，也善于使用人才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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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毛泽东（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第一次走近毛泽东那一刻，唐闻生紧张得几乎虚脱/周恩来说：“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我都主张整一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吴建民于1965 年8月离开了布达佩斯。
他走得很匆忙。在匈牙利将近四年，他竟然还没有花点时间，浏览一下布达佩斯的城市风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占满了他的生活，连他在这里掌握了第二、第三外语，其原动力也主要源自斗争的需求。离开世界青联总部，就回使馆，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两点一线，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星期六晚上能放个电影，就很让人高兴了。”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使年轻而活跃的吴建民能把全副精力投于学习外语。
其实从坐落在班促尔街的中国使馆走过几个路口，就有街心花园，春暖之后草木葱茏，花卉斑斓，雕塑掩映其间；狮子桥如巴黎的凯旋门一般威严壮观，横跨蓝色的多瑙河；匈牙利议会大厦的设计匠心独运，造型别致美观……在闹市区的“三一五”广场，耸立着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虽然被百年来革命知识分子视为箴言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深深打动着吴建民，可亲临拜谒到临了也只是他心中的念想。
直到又过了近30 年，吴建民因为出访而再度置身于布达佩斯，他第四章才发现这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