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此次接见配备了三名翻译，一是法语翻译齐宗华，一是阿拉伯语翻译郑达庸，英语翻译临时选定由唐闻生担任。唐闻生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连连推脱，最后因无人顶替不得不从命。可到了要进接见会场给毛泽东翻译那一刻，忐忑了许久的唐闻生还是没能控制住紧张情绪，几乎虚脱。在周围人的一再呼唤下，她才又睁开眼，被齐宗华等簇拥着，颤巍巍走向接见大厅。若不是廖承志救星似的来通知“主席不准备讲话了”，唐闻生真不知道她的第一次会是什么情景。
新中国成立后就给周恩来当翻译的过家鼎，在回溯翻译往事时曾揭过他的继任者的老底，“冀朝铸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腿一直在发抖。”冀朝铸在自己的回忆里，则讲了个他第一次给周恩来做翻译就在中途被叫停“下岗”的故事。
那是1956年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的国宴上，礼宾司安排他为周恩来的祝酒讲话做翻译。周总理致辞有中文稿，冀朝铸也拿到了英文译稿，周恩来念一段，他就照英文译稿读一段。谁知周恩来看到讲话稿里没有提当时陪同尼泊尔首相来访的尼泊尔执政党领袖，就临时加了几句赞扬尼泊尔执政党领袖的话，冀朝铸没注意到周恩来突然脱离讲稿，增加了内容，依然低着头照着英文译稿宣读。周恩来立即发现了，回过头来很客气地对他说：“不对，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结果周恩来祝酒讲话未完，冀朝铸就被从第一桌请到最后一桌，当着全体贵宾的面出了“洋相”。
吴建民的第一次，比唐闻生、冀朝铸的情况要好一些。一来毕竟有了几年在国际会议上唇枪舌剑争论场面翻译的砺练，连十分被动的情景也对付过几回了；二来毛泽东与马桑巴—代巴夫人的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吴建民说他当时内心一个劲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关于那个第一次，吴建民还记得的是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自己基本上听懂了。
1967 年9 月26 日到10 月10 日，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了他，吴建民又一次为毛泽东做翻译。而就是在努马扎莱此次来华访问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和刚果（布）两国关系的事件，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在和努马扎莱见面时，就谈到了这件事情，并严厉地批评了当时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的负责人。
事件的起因是在10 月1 日前夕，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按常例在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中国使馆的负责人受国内正处于高潮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顾所在国政府的反对，硬要在招待会讲话稿中点名批评苏联。而且在讲话中只提努马扎莱的名字，对总统马桑巴—代巴忽略不提。如此一来，刚果（布）方面强烈抵制，其内阁成员、执政党政治局委员以上官员，工会、青年、妇女组织负责人，全都没有出席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这是一起很不寻常的事件，中国使馆的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中国介入刚果（布）内部斗争的误解。因为当时总统马桑巴—代巴同总理努马扎莱在政见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而且马桑巴—代巴已经对努马扎莱派力量发展过快心存忌惮。讲话稿只提努马扎莱不提马桑巴—代巴，置正在中国访问的努马扎莱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亦将导致他与马桑巴—代巴更加难以相处。
因此，毛泽东在会见努马扎莱的时候，对努马扎莱明确表示说：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有人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将人家接受不了的强加于人”。吴建民说他至今还记得毛泽东的原话：“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我都主张整一整，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按吴建民当时的猜想，毛泽东说的外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应该是指苏联。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对大国沙文主义都极为反感。对这一点，吴建民在和周恩来总理接触时，也分明地感觉到了。
毛泽东还特别关照努马扎莱，请他回国后“问候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千万要把问候带回去”。吴建民后来得知，为中国大使馆的这次错误举动，周恩来也专门向努马扎莱做了解释。
为毛泽东做翻译的情况不多，但在很少的接触中，吴建民感觉毛泽东神思飘逸，语言特别生动，常常寓庄于谐地说出一些意味悠长富含哲理的话语。他称非洲人是“有色金属”，就一般人的理解，有色金属要比普通金属更稀有贵重，毛泽东以此幽默的比喻，表达了他对来自非洲的客人的友好和尊重。
在当时，吴建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好自己的翻译，他还不清楚在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