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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2）
两个人的父亲都是少小离家，外出谋生。吴建民父亲从一个小学徒司机，奋斗到有了自己的汽车修理店铺，虽然因国民党统治大陆最后时期的经济大崩溃，其经营败落到全家度日维艰的地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施燕华的父亲10 多岁就从浙江镇海到上海给人帮工，从补麻袋到自开商铺卖麻袋，生意做大，积蓄了钱，买了些房子。然而在抗战期间，她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炸的炸、占的占，从那时就走向了破落……但在个人履历出生一栏却一直填“资本家”。
还有一点相似的，是吴建民觉得他的父亲和施燕华的父亲，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上海沦于日寇之手后，不少年轻人因国破家亡而变得颓废，在身上刺青，施燕华的父亲在自己手臂上刺的则是“国耻”二字，以表达他的悲愤，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他自己的父亲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候，捐款100 万，虽说核成新币也就相当于100 块钱，但在附近邻里间是捐得最多的，当时他们的家境并不好，且100元对当时的百姓人家也绝非小数。
他们也有过花前月下，离外交部不算很远的天坛公园，是他们去过次数最多的公园。中午，他们就在附近那家有名的天津“狗不理”吃包子，再喝一碗“高汤”。
有几次出国，吴建民给施燕华带回过巧克力。一次，施燕华把一块没有吃完的巧克力放在办公桌上，给老鼠吃了。因此施燕华有时就会借此打趣吴建民：“别人谈恋爱，总要送些丝巾、衣料，而你只有半块巧克力和清汤一碗……”
会议刚开，国内就传来让他震惊的消息/一向比较干脆的他，变的踯躅怅惘起来/一想起来真有点凄凄艾艾惨惨切切/可怕的事发生在1969 年的7 月28 日/就在他们感情日益加深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狂飙初起的时候，吴建民并不在外交部。因为1966 年5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开会，团中央缺翻译，又把他们欣赏的吴建民借去参加这个会。
去时吴建民挺高兴，又能和一些老熟人相聚了。然而会议刚开了不久，就从国内传来了让他震惊的消息，北京出大事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解放军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些人们心目中很了不起的中央首长，居然被定为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
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号召人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了家门进学校门，出了学校门刚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施燕华，还没有经历过大的运动，既然党中央发出号召，作为党的助手的共青团就必须积极响应是以往奉行的圭臬。
在聂元梓批判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得到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肯定，《人民日报》全文转登，并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写大字报，揭露本部门的问题，批判本部门领导，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这种热浪裹胁下，施燕华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份比较有影响的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许多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还记得，大字报中有一句话是“外交部——中国的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
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还记得：在“五一六通知”后到七月中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面对运动兴起后许多单位的领导受到冲击的动荡，他们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力图对运动加以引导和限制，这在后来被称为是打击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一时段里，一些给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的人，也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吴建民从索非亚回到国内，正是在这一时段。施燕华起草的那份大字报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大毒草，批驳那份大字报的大字报在外交部呈现铺天盖地之势。
施燕华和吴建民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我犯了大错误”。看得出，施燕华当时背负着很大的精神压力。不久后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0 多天，来的各国代表很多，翻译工作很紧张，吴建民随即被安排上会，可施燕华已没有去工作的资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爱情（3）
吴建民第一次有了在工作中分心的体验，施燕华的精神压力此刻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是党员，是团支部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