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毒草，那么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施燕华属于什么？自己该如何对待，要表示什么态度？他们已经明确了恋爱关系，这种关系还能不能维持？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在吴建民也是前所未有。他从参加工作后，大多数时间在国外，主要关注点也在对外活动上，哪想到骤然间要面临一个大是大非的决断，这让他这个一向比较干脆的人，变的踯躅怅惘起来。
他去看了那份大字报，以及批判那份大字报的大字报，感觉要害的一句话就是“外交部——中国的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他看不出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险恶居心，应该说是出于年轻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了不起年轻人看问题会偏颇幼稚，言语会有些过激。
就内心而言，他很珍视同施燕华的这段情感，此刻他觉得施燕华还是自己平素了解的施燕华，他们间的关系可以继续维持。当时翻译室的主任，是后来出任西班牙大使的马牧鸣，他很担心施燕华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重压，悄悄对与施燕华一起住集体宿舍的青年人说：你们注意一下，施燕华受得了受不了啊？会不会自杀呀？你们要关心一下啊。
8 月以后，形势又出现了变化，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那份大字报在几个月后又有了新的评判，吴建民、施燕华都感觉卸下了心头一个沉重的包袱。1967 年2月底，他们结婚了。
婚礼筹办得很简单，外交部分给了他们一间在三里屯宿舍的房子，有十平方米。他们叫了一辆三轮车，驮上两个人的全部家当，把家安在了新居。在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刻结婚，他们受到了议论，有一句那个年代被用来形容胸无大志觉悟不高者的常用语，叫“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从恋爱到结婚，他们的交往好像不是特别的浪漫，正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1968 年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可还没享多久天伦之乐，1967年与施燕华在北京农业展览馆。
1969 年初，施燕华被外交部安排到广东省汕头地区的牛田洋军垦农场锻炼。本来不一定轮到她，但周恩来发了个指示，说知识分子要锻炼锻炼。
听说施燕华要走，吴建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因为这种下去锻炼并没有一个期限，会不会从此“人海两茫茫”呢？此时，领导让吴建民去搞外调，先施燕华而离京。
吴建民走的那天下着大雪，施燕华推着自行车，送他到汽车站，一路无话。此时，还在哺乳期的孩子被送到了上海外婆家，施燕华马上就要去广东的农场，三人三地，一想起来真有点凄凄艾艾惨惨切切。
在施燕华不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吴建民经常陷入对施燕华的深深思念。晚上，别人都下班回家了，他还留在办公室里发呆，因为即使回到三里屯的小屋，里面也是空空如也。他内心体验到过去从未有过的孤独。
可怕的事发生在1969 年的7 月28 日，12级台风在广东汕头登陆，无情的海啸冲决了牛田洋军垦农场的临海堤坝。在人力难以抗拒的天灾面前，牛田洋军垦农场的部队官兵和大学生为了保护海堤和堤内稻田，忘我地进行了抗争，结果有553 人牺牲。
在当年广东军垦219 师的总结报告中，这样记录了那惊心动魄的人与自然相搏的场面：“广大指战员和大学生为捍卫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以‘黄继光能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我们也能用身体堵住决口’的英雄气慨，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跳进决口，手挽手，肩并肩，筑成一道道人墙，与狂风恶浪英勇搏斗……六连大堤决口的紧要关头，副指导员叶植坤抱着石头带头跳进缺口，接着五班长、共产党员杨兵谷高呼：‘为党和人民献身的时候到了！’带领全班也跳入缺口，堵住海潮。五班的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当时施燕华所在的女子连，也接到营里的命令，要拉到一线去堵海堤。但她们的连长认为，连里的这些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不该让她们去堵海堤，就安排她们退到山上躲避。在其他连队锻炼的外交部人员去堵海堤了，有的人就在这场天灾中丧失了性命。其中还有一个是业务很好的独生子，他的妈妈得知儿子的死讯后疯了。
进入1970 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渐呈复苏，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同25 个国家建交，迎来了一个新的建交高潮期。外交部翻译室的工作又忙不过来了，随之把下放到干校、牛田洋的一些人召回北京。施燕华在翻译室是业务骨干，因此也被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