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宪法、国法，党的纪律，我都没罪。这个，你不要打断我，侦察人员、检察人员不许说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也不许说，那只有把嘴封上，由你来定罪好了。”
“林彪、江青成了一个集团，目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个案子不能成立。‘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决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提出要反对不读书不看报的那些人……”江青的话又转回“文化大革命”，“这样就不伦不类，好像党的缔造者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己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听到这儿，朱律师想乘机把话题拉回，说：“你这个理解是不妥的，没有人这样评价毛主席，都是你笼统分析的，你最好还是针对起诉书来讲，这对你有好处。”
“我不要这样的好处！”听到律师竟敢批驳她，江青大怒，气氛紧张。为缓和气氛，朱律师解释道：“作为律师只能根据事实与法律来进行辩护，所以请你把谈话落在起诉书上，看你在事实上以及法律上有什么意见。事实是客观的，谁也不能否认，谁也不能改变，谁也不能捏造。”
“起诉书上都是捏造！”气急败坏的江青信口说道。
“那好，你就说哪些是捏造的，说具体点儿。”朱律师顺水推舟。
这时江青不断用手指划着起诉书逐行地阅览着，她的这本起诉书上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地方，然后指着起诉书第3页上关于她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的指控，对“林彪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这段话中的‘酌转’两字提出意见说：“‘酌转’不能说明我有罪。”
接着江青又对起诉书第5页中，指控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一节中关于“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名：‘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等一段指控提出意见说道：“康老写材料‘呈’我，这是一种习惯用法，并不是把我当成上级或有什么特殊关系，把这也作为罪状，是没有常识的作法，就想拿这些小玩意来整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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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傅志人和朱华荣律师会见江青（6）
朱华荣律师听后，感到她根本没有把起诉书看懂，也不知她有意或无意地在这些地方作无关的搅缠，就向她提示和解释道：“当然，‘酌转’或‘呈江青’这只是说明你同林彪、或和康生有过联系，还不能证明你有罪。但是，关键要看你替林彪‘酌转’的材料内容是什么？以及康生给你写的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林彪要将这些材料交给你‘酌转’，康生又为什么写信给你，而你的态度是什么？其中很多问题与你有关。你要辩护，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才行。如果只抓住‘酌转’或‘呈江青同志’这些小地方来进行辩护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江青再次叫起来：“我不要什么‘好处’。”
朱华荣感到也许用“好处”两字引起了江青误会，于是改变表达方式说：“这样辩护是没有抓住重点，没有说服力的，必须要面对其中有关联的重要问题。”
江青考虑了一下，说：“康老写给我的八大中央委员的名单，是他自告奋勇写给我的，我并未向他要过，当时我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九大会议，我对八大中央委员情况不很熟悉，曾向总理要过名单，康老知道了，因他熟悉情况，就写了两份材料，一份交给了周总理，另一份交给我了。我收到这信很紧张，我交给毛主席，主席拒绝看，我就问，是否找总理，主席答应了。我就去找总理，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有事。我见到总理说：康老有一封信给我，总理看后说：给我的信，内容也是一样的。我问：你怎样处理？总理说：去问一下康老并当着康老的面，烧掉！我俩就一起去了……”
跟着急忙辩解道：“这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关系，谈不上犯罪。况且，‘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人，这是中央决定的，而从起诉书上看起来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中央成立了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并不是我，而看起来好像全是我……”说到这儿，江青稍作停顿，突然又瞪起眼睛对律师喊：“如果你们完全相信他们这种说法、这种指控，怎么能帮我辩护、替我说话呢？比如说，说我同林彪一起谋害毛主席，你们相信吗？”
9时50分，江青要去卫生间。
利用江青去卫生间这段时间，两位律师交换了一下看法。江青对这次审判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她认为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