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找我汇报。他说：你们的会，贺龙插了手。我说：空军中傅传作到贺龙那里去，说吴法宪领导不了空军。贺龙说：那你就领导。林彪说：你看，这是贺龙要夺你的权。我写了报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指挥空军党委。”吴法宪说。
“第15条指控林彪派黄永胜和你等人参加诬陷、迫害聂荣臻的北京部队常委扩大会，你去了吗？有没有讲什么话？”律师继续询问。
吴法宪作了简短回答：“去参加了，没有讲话。”
“第17条指控江青、陈伯达、你和谢富治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你究竟说了什么？”律师问。
“陆定一专案组，由陈伯达、我和谢富治负责。专案组写了报告，要把陆定一关起来。陈伯达写了同意，谢富治画了箭头表示同意，我也画了箭头表示同意。我传达时说，‘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是‘叛徒’。”吴法宪说。
“第18条指控林彪、叶群等人和你诬陷、迫害罗瑞卿，诬陷罗‘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你谈谈实际情况。”律师对此已有所了解，因而这样提出。
果然，吴法宪与前几次只作简单的陈述不同，一开始便说：“这一条我的罪多了。”接着便一桩桩道出：“在林彪、叶群指使下，我犯了如下罪行：
“1。 1965年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叶群就向我宣传：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
2。 1965年11月，叶群在苏州，他们向我要一架飞机，到杭州去见毛主席。后来叶群告诉我，他们是向毛主席诬告罗瑞卿。
3。 上海会议斗争罗瑞卿，之前，叶群打电话告诉我说：参加会议的名单有你，来上海后先到我家。在上海她家，叶群对我说：罗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刘亚楼，还有要林彪下台的‘四条’。我编在邓小平同志小组，总理问我：罗瑞卿有什么错误？刘少奇主席也问了我。我按照叶群给我讲的告诉他们：罗有要林彪下台的‘四条’，但他们都不相信。回到北京后，叶群就给我关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材料，要我第二次发言。
4。 因为‘四条’是叶群捏造的，谁也不能证明，后来叶群就通过我要翟云英（刘亚楼的妻子）作证明，还让我派人作记录。翟云英说刘亚楼只伸出了4个指头。随后叶群又打电话说要统一口径。我把翟云英证明有‘四条’的记录，念给叶群听。
5。 1965年12月，林彪要我把刘亚楼给我讲的问题写信告诉他，我给他写信说：刘亚楼讲，罗瑞卿在全国到处看地形，想自己指挥军队。又一次到北京，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你到底是跟罗瑞卿还是跟林彪？我说：当然是跟林彪，不跟罗瑞卿。从此，我就污蔑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要林下台。
6。 1968年叶群给我一个材料让我看，材料说北京释放了一个特务，是经罗瑞卿批准的，林彪认为抓住了罗的罪恶，说罗十分狡猾，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不要给罗动手术开刀。就此事我问过罗，罗承认是他批准的。我们在给‘专案组’的报告中也用了林彪、叶群的话，说罗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报告是我写的，黄永胜的名是我签的，都是在林彪指使下，为了紧跟林彪而干的。”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7）
吴法宪诬陷、迫害罗瑞卿的罪行，起诉书中只是概括地作了说明，并未展开；他则详细地供述了一些细节，表现出他愿意认罪的态度。律师看到这一问题谈得可以了，便往下提问：“起诉书第32条第三段，指控你诬陷、迫害空军的大批干部、群众。你说：‘你不斗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被你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74人，顾前、刘善本被迫致死。这些是不是事实？”
“这些都是事实。”吴法宪毫不辩解地明确承认，然后分别就“迫害空军干部”和“镇压群众”两方面具体加以陈述：“先说迫害空军干部，被迫害的主要干部有成钧、刘震、何廷一等，说他们是‘叛徒’、‘走资派’、‘特务’、‘搞地下活动’、‘要夺权’。受我直接迫害的有174人，间接的3000多人，被株连的更多，对受迫害的人刑讯逼供，严刑拷打，都与我有关。‘你不斗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这句话我确实讲过。我迫害干部是最大的罪恶。在空军，在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下迫害有3000多人。再说镇压群众。一个学生由于把林彪的名字去掉了，判了几年徒刑。我们以林彪站队划线，以我站队划线，造成了空军的分裂，造成打砸抢、武斗。西南空军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