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线上有问题。到长沙去告状是向毛主席反映了对邓小平的意见,实际上想影响毛主席已经作出的决定。
检察员钟澍钦发言,他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策划去长沙“告状”的目的是为了篡党篡国。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住在医院里,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疗养。10月4日,毛泽东主席提名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时正值召开全国四届人大之际,周恩来总理过问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和人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周总理以及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看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密谋策划“长沙告状”,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这是他们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犯罪活动。
审判员问姚文元:“你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诬告邓小平,是否说过‘北京大有庐山会议气息’?”
姚文元回答:“我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不是说‘北京有庐山会议气息’,是说‘现在有一些庐山会议气息’。”
法庭宣读###1980年7月18日的证言(节录),王洪文1980年9月23日的供词(节录),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日记(节录)。证明姚文元说过“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的话。
宣读后,姚文元说:“我作了错误的判断,‘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这个话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诉人指出:姚文元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抵制江青发难,把周总理重病,住在医院里操劳党和国家大事,找领导人商谈工作都诬陷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按照姚文元的解释,“庐山会议气息”就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抢班夺权。王洪文到长沙毛主席那里去告状,就是按照姚文元定的调子进行诬陷的。这次反革命诬陷活动,江青为首组织策划,张春桥煽动,姚文元定调子,王洪文冲锋当打手。姚文元无法推卸自己应负的罪责。
审判员问:“1976年5月16日,你在审批《人民日报》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的送审稿中,是不是亲笔加上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这句话?”
姚文元答:“我在《人民日报》送审稿上,是改过‘邓小平是###的总后台’这样一句话。”
法庭向姚文元出示原送审稿。姚文元看后说“现在我认识到给邓小平副主席加上这样一顶帽子,同样是错误的。我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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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一)(2)
最后审判长宣布:被告人姚文元参与策划“长沙告状”和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这些事实已经调查完毕。在把被告人姚文元带出法庭后,宣布休庭。
二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二)(1)
1980年12月8日上午,第一审判庭第二次开庭审问姚文元。
出庭审判人员: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和审判员11人。
出庭检察人员: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检察员3人。
出庭辩护人:律师韩学章、张中。
首先由审判员史笑谈对被告人姚文元发问:“起诉书指控你诬陷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在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们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这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姚文元答:“我在1976年1月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性的言论。”
法庭宣读了经姚文元和张春桥审定的《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节录)以及张春桥1976年12月12日在这上面的批语:“已阅,等姚文元同志意见来了以后,就可以发表。”法庭宣读后,姚文元说:“既然我审阅过,那么我负审阅过的责任,但是里面讲的陈丕显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等,这一些都是文章上的话……这些攻击当然是错误的。”
审判员问:“你审阅过,你应该不应该负责?”
姚文元回答:“我审阅过,应该负的责任是审阅的责任,但是,那个审阅文章中的观点,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法庭宣读和投影徐景贤1968年1月16日在《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上的批语。宣读后,审判员张敏问:“那篇文章里诬陷陈丕显同志的那么多话,你建议了没有,你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