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做不到两面讨好。于是，权衡利弊、分别亲疏，他决定继续得罪左宗棠，继嘉兴以后，再去分剿湖州。当然，事情不能做得太绝，真将部队开到湖州，楚军非跟淮军打一仗不可，故李鸿章选择进攻湖州北部的长兴，“以避协攻湖郡之名”。协攻湖洲，与协攻南京，在“功利”上差别巨大，毋庸赘言；而且，协攻湖洲而不是南京，既违背朝意，又触怒“左帅”，可说是利少害多，得不偿失。李鸿章视而不见，毅然自承，其中的深情厚谊，“师门”与“沅丈”必然心领神会，大受感动。 此外，信中所谓“富将军遽欲会攻”，乃指驻守扬州的富明阿于四月间主动请缨助剿南京一事。富明阿一介莽夫，不明白南京未克，并非缺少兵将，乃无西洋大炮之故；而性情浮躁，时抱贪鄙之念，遂冒然请旨助剿。军机处诸人比他明白得多，知道他此去纯属帮倒忙，于是“谕旨令其以江北为重” ，毋庸南渡。李鸿章拈出此事，适足反衬自己乐于成人之美，毫无贪念。 世间之人，每当事态萌发之时，昧于查察之明，不能当机立断，以至绵延迁就，小眚酿成大错。淮军助剿这个说法甫露端倪，李鸿章便态度鲜明的表明立场：“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并立即安排淮军助剿浙江，全面杜绝朝廷遣调的可能性。此举固然如左宗棠所说“不可谓谋国之忠”，但舍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兼顾人情、国事么？ 当然，淮军助剿之议，决不会因此中止。淮军炮火强劲，确为攻城利器；湘军久攻不下，正当借助其力。常州克复后，中枢便稍露会攻之意，但“亦未敦促”，其所以如此之故，乃是借机刺激一下曾国荃，希望他在荣誉感的激励下，“出奇制胜，迅拔坚城”。但是，除了挖地道，曾国荃那还有“出奇制胜”之策？于是，一个月过去，南京军情依然如故。朝廷只问成效，而不必问名自孰出、功自孰成；因此，五月八日，降下一道谕旨： “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膚公。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着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见”； 一月之间，口风大变。四月初尚“未敦促”，五月初则不由分说，代为主张；所谓“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则是说李鸿章无需复奏，奉命后即当派“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至于能否亲临前线督阵，待派兵以后再“酌度情形”。这种命令，就如小说家所津津乐道的“金牌”，只能遵从，毫无商量馀地。这种命令，又像围棋中力大无比的“强手”，虽有无理之嫌，倘非谋勇双全的奕者，也无法应对。当此之时，不管军务如何繁迫，仍然坚持每日一局围棋的曾国藩如何落子？当此之时，老师坚城，计无所出，病肝吐血的曾国荃如何感想？当此之时，首当其冲、左右为难的李鸿章如何“办理”？ 淮军助剿南京，较之李泰国舰队助剿南京，不可同日而语。运动战是否需要助战，主要看时机；两军野战，能在适当的时候多出一支奇兵、活兵，或抄敌后，或断敌运，其必能建功，显而易见。攻坚战是否需要助攻，则看需求。攻城无善策，全凭炸炮轰，曾国荃军中正缺巨炮。李泰国舰队的作用只在于封锁江面，于实际攻城帮不上忙，而湘军水师早已控制长江；因此，曾国荃回复总署密函，说：“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可是，“克期扫荡”的话说了一年半（复函在二年十月间），南京犹未攻下，“克期”渐成无期，“扫荡”未免荒唐，再要拒绝援助，就不能如拒绝洋舰那样理直气壮了。淮军“炮队尤为得力”，正能为“少好炮”的湘军助上一臂之力，正能满足攻坚战的需求；因此，曾氏兄弟已经没有拒绝援剿的借口，惟一可指望的，就看李鸿章是否言行合一，实践他前此表明的立场。 在李鸿章再次表态前，曾国藩和曾国荃先商量了一番： “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胡林翼）克鄂省，迪（李续宾）克九江，沅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占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著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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