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名”，就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德、功、言三者，对曾国荃来说，德、言俱不可问，惟立功以致不朽，可望达到。株守城下，苦心经营，两年多来，日思夜想的就是打进南京城，其他种种，匪所思存。肃清江苏之功，让与李鸿章；安徽剿苗之功，让于唐训方；江西防守之功，让于席宝田。如果攻克南京之功，也要让出一半，那前此的心血，尽成虚费，身后的名声，全成泡影。情何以堪？生亦何欢？大哥来信，讲什么：“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曾国荃当然听不进去。但是，不爱听又如何呢？湘军确无攻城善策，淮军恰有攻坚利器；总是这么占着茅坑不拉屎，以一己私念妨碍全局公事，也不是个事吧？暂且放下曾国荃的尴尬，看看李鸿章的“办理”。 四月下旬，致函曾国藩，他已经表过态了；五月初，他又给曾国荃吃了一颗定心丸： “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藉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摺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富将军之浅躁，左制军之倾挤，鸿章不乐为也” ； 南京就是曾国荃的“禁脔”、“卧榻”，孰敢“近”、“窥”？但这话出自曾九之口，未免有失风度；李二胸脯一拍，直言无讳，摆出一幅铁哥们姿态，请“我公”宽心，且莫猜疑。尤有甚者，拈出两份奏折，以示于公于私都在尽量维护“我公”的脸面。克复常州后，李鸿章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 ，离南京越远越好。克复丹阳摺内则有“金陵……不日当可得手” 之语，暗示无需会剿之意。二分奏折俱作于四月间，更能显示李鸿章的见机之早，用心之苦。末云富明阿“浅躁”，即前述富欲渡江助剿事；左宗棠“倾挤”，则指淮军“冒犯越（浙江）疆”，攻克嘉兴，引发左宗棠满腹牢骚。一味表白自己不够，还要树两个反面典型，以示划清界限；迹近于小人市恩，无足深论。李鸿章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撇清，固然体现出他无意争功的善意，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曾国荃忌讳他人助剿到了如何敏感的程度。何况，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即李鸿章虽然无意争功，但淮军将领颇有直捣黄龙之意： “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超）军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李鸿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 ； “铭”及“刘壮肃”，指刘铭传；“盛”，周盛波，都是淮军名将。淮军将领攘功争利，不惜与湘军内战，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分析一下淮军诸将当时的军功簿，却又觉得合乎情理。克服苏州是淮军当日第一大功，但排在奏保前列的，乃是程学启、戈登、李朝斌、黄翼升四人，刘、潘诸人无与焉。嗣后克复常州，刘铭传虽记头功，但终不可与苏州之功相提并论。军人博命疆场，无不希图克名城、歼首酋、膺懋赏；眼前再无比攻克南京、歼灭洪李更大的目标，而湘军久攻不下，朝旨适令助剿，正是百年不遇的机缘。众将士“跃跃欲试”，至曰“当我巨炮”，实在情理之中，不得尽谓流言。“将卒皆知其事”，曾国荃自然也有所闻，嘴上不说，心中能不猜疑？因此，李鸿章屡屡致意，喋喋不休，固然为了表明本心，也不无辟谣避谤的意思。 然则，李鸿章终究要回复这道谕旨，如何措辞呢？单说“指日即可得手”、毋庸协剿当然行不通，能说的，就只有列举客观困难了：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一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又、叠准曾国藩咨缄，属令派兵接防句容、东坝、溧水、高淳各处。又、叠准左宗棠咨商，拨兵进规长兴，以掣湖州贼势。臣因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然后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虑。是以拣派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军会攻长兴，现已进逼城根，势难遽行撤动。而苏、常新复，各郡县内防湖州窜匪，外堵金陵窜路，节节设防，未可一处空虚。常胜军裁撤后，英酋巴夏礼等方以松、沪腹地无备，日与饶舌，臣固未可远离，臣之兵力亦仅勉支堵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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