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把权交回。
三、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厂内外一切组织和个人,不准互相串联。
四、“文化大革命”只能在8小时生产和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
五、以上,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此后,二二一厂各方面的形势一度好转,但好景不长。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
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青海省委书记王昭与事件直接有关。”
“夺权以后,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镇压。”
“决定”宣布为“八一八”平反,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
3月25日晚上,林彪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青海省西宁事件是“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典型”,“是法西斯暴行。”
以后形势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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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3)
“草红总”立即又是写信,又是电话、电报,###,要求聂荣臻收回3月4日的讲话。
聂荣臻于3月31日、4月7日,曾两次答复“草红总”:中央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所以讲话中关于“草红总”与“八一八”关系部分应该撤销,但同时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希望他们通过整风予以解决。
“草红总”哪肯罢休,终于在5月15日作出了“关于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接见我厂来京代表时的发言纪要的决议”。
“决议”里说:聂荣臻的讲话,“是在赵永夫谎报军情,贾乾瑞谎报厂情,欺骗中央的情况下作出的,是不符合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的,而且在我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大会一致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的发言纪要。”
他们的来京代表,四处活动,要求聂荣臻收回讲话,还说聂荣臻支持军队镇压造反派,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
4月11日至28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主持,以西宁事件为重点,着重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
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
后聂荣臻又被迫于5月22日致电二二一厂军管组转全厂同志,电报说:“最近接到二二一厂的信电和来访,提到3月4日我的发言纪要。
这个发言是错误的,对‘草红总’夺权后产生的缺点错误,除西宁事件中央已有决定外,有些批评也是不适当的。
我宣布收回这个讲话。
但仍应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
电报最后说:“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
这几句,体现了聂荣臻最担心的事情,那就是群众斗群众。
这份电报发出以前,是经过周恩来逐字逐句修改过的,也代表了周恩来的态度。
历史总是公正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不是王昭,王昭当时不在西宁,但却为此被迫害致死。
也不是赵永夫。
军队当时确实是被迫还击的,才酿成了不幸的西宁流血事件。
第五节是大科研主义吗(1)
“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一顶政治帽子。
聂荣臻成了戴上这顶政治帽子的代表人物。
在“文革”期间名目繁多的种种迫害中,因为“多中心论”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聂荣臻。
“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一项罪名,就是所谓聂荣臻推行了大科研主义。
意思是通过大量组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突出自己,另立中心。
事实上,在军事接管中,聂荣臻强调4条基本原则:一、中国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不能要,像数学、物理、化学、原子能基础理论、基本粒子的研究力量,都要留在中国科学院,不能削弱,还应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