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洛雷斯中学对学生提倡的体育锻炼和发展个性的学风，确实对卡斯特罗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日后能率领起义部队上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游击，正是源自这时候的磨砺。正如他日后对此回忆时总结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正是游击队员的自我培养。但是，每当我看到山峰时，我就会认为是一种挑战，我就会想登上顶峰征服它。他们用什么方法鼓励我做这些呢？我认为他们从来没有给我设置过障碍，有时其他同学在汽车里等了两个小时，我还没有回去；有时是因为碰上大雨，河水猛涨，我不得不冒一定风险游水过去。他们等着我，从来没有因此而批评我。也就是说，他们从他们的学生身上看到了某些特点——冒险、牺牲和努力的精神——他们赞成这些特点，鼓励学生发扬这些特点，不想把学生变成懦夫。对此我不再多说了，就这些，耶稣会教徒更关心他们学生的刚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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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罗斯福开玩笑（1）
1959年4月23日，美国纽约，在一次新闻界的舞会上，卡斯特罗主席
已进入少年时代的卡斯特罗，完全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坚毅性格，并在学校里崭露头角。除此之外，他不安分的心里正在悄悄孕育着远大的信仰，不过离萌芽还有些距离。他认为：“我觉得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一样，必须建立在讲理、建立在思想和情感的发展之中，两者不可分割。”
这个时期的卡斯特罗已经模糊树立起了为信仰而牺牲的精神，尽管这种信仰并不十分明确。总之，他有了一种为目标而牺牲的精神。日后他与人谈到那时候的信仰和牺牲问题时，说道：“我认为，教会的所有殉教者肯定是为了踏实的情感，为了他们坚信不疑的某种信仰而去牺牲的。当然，他们因殉教而将在来生得到奖励的想###帮助他们，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一般说来，因为害怕而做某些事的人更害怕火烤，害怕拷打和牺牲，他们不敢向火烤、拷打和牺牲发起挑战，而为获得物质财富、享乐和奖励而操心的人总是想保护自己的生命，不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认为，长期以来教会的殉教者应该不光是从害怕或惩罚中得到灵感，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的。”
卡斯特罗继续回忆那时的情形说：“我认为，正是这种信仰造就了殉教者。我不认为有谁会单纯为等待奖励或因为害怕惩罚而去牺牲，我也不认为有谁会因此而表现英勇。”
卡斯特罗还说：“我们也要求做出牺牲、甚至牺牲生命，要求英雄主义和对生活的贡献。我认为，一个人为革命理想、为斗争而献出生命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尽管他知道死亡会来临，知道牺牲后什么也没有了，他仍是如此珍惜他的理想和道德价值，并奋不顾身地誓死捍卫它，他这么做绝不是为了什么奖励或惩罚。”
由此可见，那时卡斯特罗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了初步认识，明白了要干成一件事必须要有一种牺牲精神，这一点对人的成功十分重要。
有一次，多洛雷斯中学放短假，卡斯特罗同一位神甫一起回到比兰。这时，他的父亲安赫尔正在帮助一些政治家，其中包括好友皮诺·桑托斯在竞选议员。安赫尔不图任何回报地投入了7万比索，帮助这些人拉选票，要求他的雇工们将票投到指定的候选人头上。不难看出，这种投票法充满了舞弊行为。
少年卡斯特罗也看出了这点，认为这种选举完全是一种欺骗行为，是当局者设下的圈套和骗局。他日后对此说：“那时，奥连特的候选人是42名，我让大家选佩德罗·埃米利奥。我走访比兰的茅屋和每一家，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打‘×’（即表示同意）。我哥哥给我一匹马，或许他能选上……选举那一天，来了农村卫队，不让任何人投票。士兵把选民分成两个队列，支持政府的一边，反对的另一边。支持政府的投了票，反对的没投票。士兵还殴打了一些人。这样我第一次目睹了政治大骗局。佩德罗·埃米利奥落了个后补。后来，死了一个议员，他才进入议会，兑现了一匹马的允诺。对于乡间人来说，这种允诺意义重大……”
这时，在古巴最高政治舞台上，正面临着谁当选总统的局面，实际上是处在一种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在这种复杂的明争暗斗之中，具有野心的而又掌握军权的巴蒂斯塔在公众面前装出一副要实行民主的架势，允许民众有充分的自由，并宣称要召开议会，以此来取得多数派别的信任并支持他当选总统。
1939年初，巴蒂斯塔主动与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并答应由该党控制的古巴劳动者中心的要求，还达成了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