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我们整个社会，道德原则的首要概念会以宗教为依据。在那种宗教的环境和气氛中，尽管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东西，比如相信猫头鹰叫着飞过、或母鸡打鸣之类的事会发生灾祸等，但按传统表现出的毕竟是整个的道德标准。”
在那时，卡斯特罗已经有了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有了一种反抗精神，反抗世俗和愚昧的精神。他反对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一个顺从于社会现实的人，这是他同情穷人的基础。他回忆那时的感受说：
“……那段生活中，对什么是做坏事，什么是违反道德，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胡作非为，什么是欺骗，我也开始有了概念。于是，你就不仅仅是接受一种道德，而是明白什么是违反道德以及缺乏道德的人的经历，你就会开始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概念，也就会有人的尊严的概念。对此，有的人敏感性强，有的人差一些，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影响。为什么一个人的反抗性会比另一个人强呢？我认为，一个人受教育的条件会使他具有更强或更弱的反抗性，因为人的气质、性格也都起一定的作用，有的人听话，有的人不怎么听话，有的人守纪律、顺从，有的人不怎么守纪律、也不怎么顺从。但是，事实是，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在生活中应该逐渐区别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
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说：“……我在整个生活中始终都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概念，我很早就有这种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也亲身体验过。我认为，体力上的锻炼和体育活动也能培养人严格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誓达目的的意志与自我约束的纪律。”
卡斯特罗在回忆到影响力的问题时说：“毫无疑问，老师、耶稣会的教徒、更不用说那位铭记个人尊严伟大意义的西班牙教徒，不管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他们对我都有影响。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有个人荣誉感，而耶稣会教徒的个人荣誉感更强，他们重视人的性格和正直，重视坦率、勇敢和承受牺牲的能力，他们善于赞扬和推崇其价值。是的，老师对我有影响。毫无疑问，耶稣会教徒用他们严格的组织纪律，用他们的勇敢精神影响过我。他们在培养人的某些方面，在培养人的正义感方面起过作用。也许这种培养是非常基础的，但它却意味着是一个起点。”
坚定信念的形成（2）
由于对无产阶层的关注和同情，卡斯特罗已经有了某种政治觉悟，开始剖析政府的毛病并思索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他回忆说：“我认为沿着那条路终于使人觉得胡作非为、不公正、一些人沦为低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这种认识是在一个人的觉悟中逐渐形成的，并始终伴随着他。我认为这一系列的事情，首先使我拥有某些道德标准，其次是使我不可能接受一种阶级的调教，不可能有一个阶级不同于并高于另一个阶级的认识。我认为，这就是我后来政治觉悟得以提高的基础。”
另外，关于政治觉悟的问题，他在回忆中还说：“对于我来说，我的政治觉悟并不是因为我出自穷人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或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也不是因为我的社会条件；我的政治觉悟是通过思考、推理，以及深刻的感情和信念的升华而获得的。”
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认为，他所说的信念、推理能力、思索能力、分析能力、考虑能力和发展感情的能力，是他日后逐渐树立革命理想的重要基础，也是他要搞社会主义的基础。他回忆说：“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没有任何人对我灌输政治思想，我无幸拥有良师。在我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有过杰出的老师、杰出的导师，都有过良师。不幸，在我的一生中我必须成为我自己的良师。从我12、14、15岁起，我要感谢多少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呢！？我要感谢多少曾在政治上给过我教诲的人呢！？我要感谢多少曾对我灌输过革命理想的人呢！？”
在回忆到信仰的问题时，卡斯特罗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有人问我：您什么时候有过某种信仰呢？我会回答说：好吧，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信仰。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念，在学校他们无法对我灌输那种价值观。后来我有了另一种价值观：政治信仰、政治信念，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是通过我所有的经历、我的论证、我自己的感情由我自己培养的。”
由于有了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卡斯特罗将沿着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他在回忆时说：“我一定继续走我自己的道路，这是一条发扬我的革命理想的漫长的道路。对于我来说，一个人得出自己的结论有着巨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