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接着写道：“康德让我费了些脑筋，马克思好像比天主经容易懂些。不论他还是列宁都有一种可怕的论战精神，而我在这里因读书而快乐、欢笑和享受。他们对敌人是毫不留情和可怕的。近几天，我读了几本有趣的书：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伊万·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若热·亚马多的《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的生平——希望的骑士》、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苏联城堡的秘密》、恩里克·奈特的《爱情的逃兵》、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的诞生》、一部俄国现代短篇小说集、一本革命参与者的自传、A�J�克罗宁的《堡垒》。我深入地谈着马克思的《资本论》……这座监狱是多好的一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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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阅读与思考（2）
这期间，卡斯特罗还读了玻利瓦尔、卡塔戈将军和阿尼瓦尔、亚历山大大帝及朱利叶斯·凯撒的传记，于是不由感叹地说：“马蒂是思想着的玻利瓦尔，玻利瓦尔是政治天才、军事天才和国务活动家，因为他有了马蒂没有的指挥各国、团结大陆的机会。”
除此之外，他对纳蒂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思念，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思念。他在11月7日致纳蒂的信中这样写道：“从我所在的监狱致以亲切的问候。我真诚地想念你和需要你，哪怕长期无法见到你……我现在和将来都会永远保存你给我母亲的那封充满情谊的信。如果你不得不因我的过错而受苦，你无论如何都应想到我将高兴地为你的荣誉和你的幸福献出我的生命。这个世界表面的一切对我们都不应是重要的，最有价值
的是我们的心灵中的东西……尽管生活是贫乏的，但毕竟有永恒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就如你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永远无法抹掉的，它将伴随我直到坟墓……永远属于你的，菲德尔。”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还写了一篇重要的带有政治主张的长信，这封长信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了正统党员、记者路易斯·孔特·阿圭罗，他是卡斯特罗在监狱外的重要联系人。这封长信就是后来《民族宣言》这篇著名文章的蓝本。他在信中强调了“七·二六”运动是对奇瓦斯真正理想的忠诚。关于正统党内对“运动”争论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兄弟路易斯·孔特：……在（正统党）领导委员会中永远也不应发生围绕着蒙卡达事件是政变还是革命这样的毫无意义的、不适宜的争论。……为什么不揭露……残暴的拷打和野蛮的、疯狂的集体屠杀？……在蒙卡达军营的入口处，但丁地狱之门的门楣上的这个指示牌应出现在我们的俘虏面前：‘放弃任何希望’……90名死亡，另有5名受伤。在任何战争中可能出现这种比例吗！我们的胜利意味着正统党立即执政后举行全民选举……胜利的可能取决于我们的手段。毫无疑问我们以90％的胜利把握进行了斗争……我还请求你访问克韦多并对他进行鼓励……马尼亚奇对问题的这方面进行了影射。为什么不与他谈谈？路易斯，加入这一光荣的事业……我请求你一件事：根据这封信的内容撰写一个宣言，以我的名义签署，把它交给米尔塔。希望能在《母校》上发表……稿酬送给死难家属……我希望有一天，在自由的祖国，我们一起踏遍不屈的奥连特省的田野。”
在卡斯特罗积极努力下，至1953年底，阿韦尔·圣马里亚意识形态学院的图书室已经有了600余册书，这些书是政治家、教师和朋友等捐赠的，有巴尔扎克、斯蒂芬·茨威格、奥斯卡·王尔德、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莎士比亚等著名作家的著作。当他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时，对书中的内容很感兴趣，但他很反感雨果的“过分的矫揉造作，有时是令人生厌和夸张的语言”。他在12月18日致纳蒂的信中，说他宁愿沉浸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由此看来“维克多·雨果看到的是幸运的冒险家，而马克思看到的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和利益的斗争。在一个人的眼中，历史是一种不幸；而在另一个眼中，它是法则支配下的过程……”
当历史进入1954年的时候，靠军事暴力夺取政权的巴蒂斯塔，在无人竞选的大选中再次当选为古巴总统，实际上是他用专制的手段控制了选举权。他上台后，对古巴继续推行独裁政策。
巴蒂斯塔当选总统前，为了笼络人心，准备大赦###。2月12日清晨，他决定视察著名的皮诺斯岛监狱。因此，监狱的看守命令囚犯们全天不准出牢房，并加强了前所未有的警戒。从这种异常的气氛中和其他的信息中，卡斯特罗得知巴蒂斯塔要来视察他们的所在监狱，于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