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大家，并商议反抗巴蒂斯塔的计划。
当巴蒂斯塔一行人出现在监狱走廊上的时候，卡斯特罗便带领大家高声唱起了“七·二六运动”的颂歌：“……鲜血洒在了古巴，我们不能忘记……革命万岁！……”巴蒂斯塔听到歌词时，觉得不对劲，当身边的人告诉他这些唱歌的人都是参加袭击蒙卡达军营的分子时，气得脸色苍白，暴跳如雷。
上述事件发生后的次日，监狱宣布了惩罚措施，即将所有人关禁闭、15天不准看报纸、听广播或与外界接触，并封闭了阿韦尔·圣马里亚意识形态学院。而卡斯特罗也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实际上是一间阴暗的密室。正如他在给妻子米尔塔的信中说：“昨天晚上，不仅仅是黑暗和孤独……接着是一阵暴雨……我力尽所能保护箱子里的书籍，把被子盖在上面……”
在这段日子里，卡斯特罗的狱中生活十分孤独和寂寞，他几乎不与任何人交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孤寂中过去。在这些孤寂的日子里，唯一能给他充实和可做的事就是读书。这期间，他研读了奥地利精神分析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四本全集、马克思的五卷《资本论》。另外，他还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被斯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地下室手记》、《穷人》和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他除了读书，就是不停地在写着感想和思考。其中他在3月23日写给米尔塔的信中说：“罗伯斯庇尔至死是个正直的理想主义者。革命处在危险中，四周被敌人围困着，叛徒在背后举起匕首，犹豫不决者阻挡了前进道路。需要冷酷、坚强、严厉。当不幸的可能落在头上时，宁肯矫枉过正，切不可心慈手软。应当通过几个月的恐怖以结束几个世纪残存下来的东西。在古巴，我们需要许多‘罗伯斯庇尔’……”
狱中阅读与思考（3）
关于他在监狱中所遭受的限制和迫害，他对此说：“我已得知寄给我的两本书被扣留。其中一本是《斯大林》，作者是托洛茨基。我估计之所以被扣留是因为书名叫《斯大林》，我实在看不出其他原因。即使作者是斯大林的同党，是维护斯大林的，坦率地说这不应成为扣留的理由。我被关在这间密室中，我只能以看书消磨时间。我看书并不损害或麻烦任何人，更不用说监狱和国家。我并非要求改善条件，也不要求你们更改监狱规矩……请求你们不要无谓地损害我……我唯一感兴趣的书是托洛茨基的那一本，另一本，若是马拉萨特的，我不感兴趣……”
就这样，卡斯特罗在密室中被禁闭了一个多月，由于他的抗议，监狱方面终于在他的牢房里安装了一个小灯泡，并允许他拥有一只火炉和接受家中送来的食物，因此哥哥拉蒙给他送来了一只火腿和雪茄。这样，他的牢狱生活才得到一些改善。
1954年4月11日，当监狱外面的春天已经来临的时候，卡斯特罗怀着激动的心情在狱中继续给纳蒂写信，抒发他的感想和意志。他在信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八个半月。你相信我的坚持能力不无根据。当然，我在顽强地坚持和受苦，显然我的生活不是正常的。无论从哪方面讲，可以想像出我的性格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我就好像一只有自己形状的躯体，被压挤在一个不同尺寸的模子里。好奇的是我并没有个人野心，所有我的动机都是道德的，一种荣誉感，人格、义务……我最大的矛盾在于：一个对肉体和物质惩罚、对生物存在完全冷漠的人，他以唇间的微笑嘲弄这一切：唯一对他的禁锢、约束、使其折服的力量是义务……作为一个人，一个形体生物，我感到强大，并认为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不会使我畏惧，原因很简单——我不惧怕它。然而，人，作为我也具有的精神形体，迫使我从属于作为物质形体的人。一个天生的叛逆，永远抗拒着从容与冷静的理性，支配它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情感……”
除此之外，他在致纳蒂的另一封信中，继续抒发心中的感想：“我加入了一个党，它最引以自豪之处是与众不同，但最后它与所有一切又是如此地相似，就像一滴滴水球一样。”“我随便找点事做，虚构着各种世界，想着，想着。有时，我感到枯竭了……一次我在法庭，同一个职员谈起有关国家的题目，回来后想到我说话的方式，下意识地感到不自在。光线、景色、地平线，这一切就像一个陌生的、遥远的、遗忘的世界使我触动……”
1954年4月3日，由于一些律师多次就“七·二六”事件发表文章，抨击当局对参与蒙卡达事件人员的非人道关押，并向紧急法庭提出了各种指控，有三次指控是对俘虏的屠杀和拷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