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通知我讨论有关达成协议的可能……同这些先生绝对不存在任何允诺，我相信，在未来也不宜做出这种允诺……’”
卡斯特罗在信中对上述报告进行更正说：“面对国内外舆论形成的既成事实，剩下的惟一选择是使用儒家思想所特有的内涵进行辟谣……我们从不接受牺牲基本原则……它体现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宣言中……我们声明反对干涉不仅意味着请求不要为帮助革命而干涉，因为这将忽略一条有损全美洲人民的原则……而是因为制止干涉就等于推翻独裁。”
卡斯特罗在信中对委员会的计划表示怀疑，他指出说：“……此时此刻，民族可能面临的最大不幸是错误地幻想着没有了独裁的古巴问题可以通过一个军事委员会取代巴蒂斯塔加以解决……难道这样民众就能体面、诚实地进行管理？士兵们回到兵营，每人都履行各自的义务？或者，难道我们在等待当巴蒂斯塔无法支持下去时会兴高采烈地把政权移交给3月10日的将军们？”
他在信中继续指出说：“事实告诉我们，一旦现有的秩序结束，一系列制约便告解体，犯罪行为若得不到及时扼制便萌芽滋生……‘七·二六革命运动’要求自己承担维护公关秩序、重建共和国武装机构的责任……因为这是全国唯一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武装人员组织，是一支取得20次对敌胜利的军队……”
“真正党人继续考虑在首都发动政变吗？继续囤积越来越多的武器为使它早晚要落入警察手中？……”
“……只有在爱国抵抗运动、全国工人阵线和所有不持政治派别偏见的阶层的有效协作下，在与迄今全国惟一的战斗组织‘七·二六运动’的密切配合下，总罢工才可进行。”
关于推选新总统的问题，卡斯特罗在信中指出说：“……马埃斯特腊山宣言指出确定共和国总统人选的必要性……5个月过去了，这一工作毫无进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的是回答全国谁接替独裁者的问题，而且一天也不能再延误……这个人物应当是奥连特德高望重的法官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律师。不是我们，而是他自己的行动确定了他……在格拉玛号远征军一案中，他宣布组织反政府武装不构成罪行，而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及条款这种行动是合法的……”
卡斯特罗在信中最后告知委员会说：“若我们的条件被拒绝、被冷落……我们将单独把进行到今天的斗争继续下去。除了每次战斗从敌人手中夺取的武器，我们没有其他武器；除了人民的支持，我们没有其他支持……壮烈的献身不需要陪伴……”
这封长信的最后署名是：“‘七·二六革命运动’全国领导（A）·菲德尔·卡斯特罗”。
这封致委员会的长信发出后，立即在‘七·二六革命运动’和其他各党派领导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就像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一样爆炸了。大家纷纷发表赞同或反对的意见，其中最突出的是丹尼尔的反对意见。切·格瓦拉得知后，在致丹尼尔的信中指责他右倾，并用坚定的语气说：“在我们看来，菲德尔从来都是左派资产阶级的真正领袖……”
丹尼尔立即发表反对意见，并用激动的语气说：“持有你的思想倾向的人认为解决我们弊端的办法是摆脱可恶的美国佬的控制为的是接受可恶程度相当的苏联人的控制。”
除此之外，“七·二六运动”内部的领导人豪尔赫·索图斯也对卡斯特罗这封重要的信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会给一些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阻力，尤其是筹资和获得武器的工作。
与此同时，其他党派反对卡斯特罗这封长信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真正党内最有影响力的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巴罗纳和福雷·乔蒙。福雷批评说：“任何组织也不能、或不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律师那样搞宗派主义，要求把全体古巴人进行革命的代表权归于自己。”不过，当他读到卡斯特罗这封特别致委员会的信时，对此信又深表赞同，感到此前被传言蒙骗了。
卡斯特罗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攻击者进行了尖锐反击，他坚持认为只有靠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不过，由于他这封致委员会的特别信，使酝酿很久的“迈阿密协议”最终流产了。
将战争推向高潮（1）
2003年6月12日古巴哈瓦那：在政府号召的抗议欧盟与美国结盟的游行中，卡斯特罗手举古巴国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指挥游击队，向巴蒂斯塔的军队发起了新的攻势，并将推翻独裁统治的战争推向关键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