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听完切·格瓦拉有关上述的情况汇报后感触很深，尤其是成功的中国的赤色革命对他触动最大，影响最深入，认为此次东方之行收获是巨大的。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还组织队伍支援多米尼加共和国游击队推翻特鲁希略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他把这作为是一种“革命输出”，这实际上也是对特鲁希略的报复。
随着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日趋恶化，再加上外部和内部斗争的加剧，古巴临时政府发生了严重危机，正面临着分化、解散的局面。这其中，由于古巴空军司令佩德罗·路易斯·迪亚斯·兰斯将远征多米尼加的计划，秘密告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弗兰科·斯图希斯，因此导致了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罗伯托·阿格拉蒙和农业部长温贝托·索里－马林先后辞职。卡斯特罗希望能留住马林继续担任农业部长，但他与切·格瓦拉有很深的矛盾，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随后，他任命佩德罗·米雷特为农业部长、劳尔·罗亚为外交部长。
同美国最初较量（2）
古巴临时政府的危机仍在继续，乌鲁蒂亚虽然是临时政府总统，但实际上卡斯特罗是临时政府核心领导人物，几乎所有的重要决策均由卡斯特罗制定实施，乌鲁蒂亚成了一个摆设。另外，乌鲁蒂亚总统与他在决策上也存在严重分歧，如乌鲁蒂亚提出取缔赌场，而他认为可以提供就业。他们之间在土改和革命法庭问题上也存在很大分歧，再加上乌鲁蒂亚阻止他实施经内阁讨论后形成的决议，使他的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不过，更重要的是，乌鲁蒂亚公开发表###论调，这使他十分反感。
7月17日，由于上述的情况，卡斯特罗决定辞去临时政府总理职务，并指责乌鲁蒂亚是那样“顽固不化的因循守旧”。乌鲁蒂亚决定与之展开论战，他提议通过广播公开进行辩论，但乌鲁蒂亚没有接受提议。
卡斯特罗辞职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对他的辞职表示不理解，而他将自己关在科希马尔海滨的家中，过了一段清静的日子。然而，他早已清楚地看到，乌鲁蒂亚面临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却没有能力应付这种危机，即这种内外交困的危机。这时，临时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员，说卡斯特罗的辞职是共产党人切·格瓦拉和劳尔搞的诡计。
不久，由于无法招架临时政府中所出现的纷乱局面，乌鲁蒂亚不得不辞去了总统职务。这时，社会各界希望卡斯特罗复职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他并没有马上复职，继续采取隐退的哀兵战略。
又过了不久，同民主党和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被部长会议选为古巴总统。随后，新任总统在墨西哥人拉萨罗·卡德纳斯、智利参议员萨尔瓦多·阿连德等陪同下，在七·二六运动纪念日聚会群众的狂热欢呼声中，他郑重宣布卡斯特罗复职。这样，卡斯特罗又重新成为古巴总理。
卡斯特罗复职后，他的追随者和七·二六运动的“左派”已经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而在政府中占有几个部长席位的“右派”被削弱，甚至处于被排除的边沿。
随着卡斯特罗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巩固，这引起了反对派，尤其是###分子的极大不满，他们甚至计划要推翻新生政府。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国民银行行长帕索斯、卡马圭省军事长官马托斯等，均以辞职的方式来表示对卡斯特罗的现行政策的不满。除此之外，已辞职的农业部长马林和全国土改委员会主管阿蒂梅秘密制定了推翻政府的暴乱计划，参加的人员大部分是老真正主义者。由于军事长官马托斯是原总统乌鲁蒂亚的盟友，当他得知暴乱的计划后，决定率领他在卡马圭的部队参加叛乱。
在卡斯特罗得知他们企图推翻现政府的暴乱计划后，立即下令平息暴乱，并依法逮捕他们。
随着卡斯特罗推行的土改政策不断深入，使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受到更进一步冲击，但却得到广大穷苦百姓的拥护，并把卡斯特罗看成是他们的救星。然而，却再次出现了地主资产阶级流亡的高潮。
这时，美国驻古巴大使邦塞尔说：“我们不能指望同卡斯特罗达成任何一种谅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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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叛乱入红阵营（1）
2003年9月4日，古巴哈瓦那卡尔马克思剧院，卡斯特罗参加一次拉丁音乐演奏会
临时政府的分解给卡斯特罗创造了提高共产党地位的更好机会，他逐渐将一些共产党人安排到政府领导机构中来。同时，他还加强了与革命领导委员会的联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