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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旋律调动情绪的力量；毕竟赶不上节奏。一般流行歌曲缺少力度；没有金属的铿锵声；没有呐喊中的静默感；也没有沉思中的冲撞感；抒情有余；发泄则不足；更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敞开给人看。摇滚于是乘虚而入了。根据《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金兆钧的一个调查结果：“90年代初期；初中生放弃内地；直奔港台；而高中生就开始放弃港台；直奔欧美；大学生热衷于摇滚乐。”这也可以证明；摇滚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当日京城；“迷你型”摇滚聚会兴盛一时；组建乐队蔚然成风。东郊使馆区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餐厅；是这些人最常去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挺怪；有“ADO”；有“宝贝兄弟”和“呼吸”；有“唐朝”和“黑豹”；有个乐队叫“状态”；另一个叫“一九###”；有几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叫“眼镜蛇”；还有一个叫“自我教育”……当时一个最新的笑话说：“北京乐手有多少？二百个。北京乐队有多少？二百个。”有一次这些乐队联合起来举行“现代音乐演唱会”；轰动全城。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卫华也来了；可不只是来捧场的；她本人就是“呼吸”的成员；现在也上台了。她那著名的浑厚低音涌出来的时候；人们听到的不是英语新闻；而是摇滚歌曲。这样一来；摇滚就更加不得了了。报纸上说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景线”这个说法；也产生在那两年。
那些日子；摇滚世界变化万千；有如石籽所说：“就像女性的内衣裤一样不断涌现新的花边和样式。”不过；大家公认的“摇滚之王”只有一个；那就是崔健。当时流行全国的三十三首摇滚歌曲中；有十七首来自崔健的创作。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虽然崔健演唱时总是引起疯狂的躁动；可是他的那些歌曲却都是诞生在一种宁静空灵的环境中。一个接近他的人说；他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四壁空荡如洗；地上铺了地毯。“当他灵感突发；创作欲望旺盛的时候；他就来到这间屋子；盘腿而坐；背靠墙壁；面壁沉思。”
他就是在这种孤独幽静之中告别了旧的时代；把一个痛苦的呐喊者的形象留在千万人心中。“常常会想起那时候的崔健；”李皖多年以后说：“那时候的崔健特别沉默和有力量。”但是他渐渐变得喋喋不休了；因此开始失去他的力量；也失去了他的精神中那种欲言又止的东西。他在四年以后又写了《红旗下的蛋》；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再次引起轰动。他以为是他的歌写得不好；还怀疑人们把他给忘了；于是不停地接受访谈；形形色色的记者———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都来找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力量在于“越来越会沉默”；也不再信心十足地“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他开始谈论自己而不再谈论自己的歌。一个有成就的人到了这种时候；通常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昔日他的那些崇拜者现在悲哀地发现：“崔健说得越来越多；唱得越来越少。”又过了几年；人们看到了他的最后一搏；那就是他的《无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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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热”现象（上）
“崔健很老了；头发像草；头顶心的头发快掉光了。真的要变成假行僧了。”秦上闲这样说。他在200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去看了崔健的演出；在北京的“莱茵河声场”。几年前他见过崔健；印象中；那时的崔健年轻些；歌声依然“像一把刀子”。现在呢；“邻居大哥的形象没有变；不过快变成大叔了。”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个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辛鸣；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这是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小型会议。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曾在宣传岗位上担任领导的大人物；他大加赞赏。他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深刻：“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的确不同凡响。辛鸣这个年轻人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不久后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发现毛泽东》。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可真不少：30年代共产党的一群高级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