呓语狂言吧？也说不定，那是他写作生命熄灭前最后几下爆燃，奇彩异焰瞬息消失，永不再现？
上文是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对往日的一段记忆。沈从文先前一直在做着的劳动，大概是没人能了解其中意义的。文学不是搞社会调查，每天大量地写时事新闻稿，也不是生物学家，要给每件事物去作解释。文学于生活的关系大抵是很微妙的，比方说：水是什么？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头说了他身体里流动的那一泓，不是两个氢一个氧合在一块的一种透明液体；思想是什么？翻动他的书，每页纸之间都有一个思想沉沉地翻过身去，难道要解释成“一种生物系统的气压变化”吗？人们总是操之过急地看待一个人手头上的工作，想对它的价值下评判，但他们有限的思维怎么能够追得上他已经触到未来的目光呢？他像一棵沧桑的树，思想的枝丫越是向着光明的天穹伸展，内心的根就越向黑暗的地下深深扎下去。
不过，就算不能再写作了，他仍然选择了人们不知道要到多少年以后才能对其用心恍然大悟的一项工作，兢兢业业地干。看来他已经认定了自己文人的身份，打定主意一辈子履行这个身份对世人应尽的责任。后来的文革，除了人情世故使他感到伤心难过之外，似乎已经不能再给他什么灭顶之灾，他一生追随着美，美放任他小猫扑自己的尾巴似的，编排着他一个人的悲欢，也在最后必要的时刻，拯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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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4）
1974年，文革接近尾声，可72岁的沈从文却流下了悲恸和愤懑的泪，他做了无数的学术专题，只有服饰史的研究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进行着，其他门类的编著根本等不来一双有兴趣的眼睛。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两麻袋的服饰史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可尽管他再没能力接驾一句无谓和冷淡，也终究还是没有等来他渴盼的一声应诺，先前的忍耐、倔犟和挣扎都使得他被外力更加狠地踹进了一间没有钥匙的地下室，这回，他的世界是真正被沉默和黑夜盘踞了。“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沈从文致馆长信）还能要求这个已经看见坟尖的老头再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他的心是一座一辈子都在被人随时闯入的宫殿，安置在里头的所有珍宝和藏品都被摔了个精光和粉碎，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凶手曾经在里头酗酒和残杀，他们都曾得意地嘲笑过这个乡下人的愚昧和自负：不过是个肥皂泡泡，带着漂亮的光亮和脆弱的形态，却非要一个劲儿的往上升，想跟遥远的星球对个话！已无从追究到底是哪张嘴将他吹破了，只知道“叭”地一声，没有了，可谁知道这张残忍的嘴，这恐怖的凶手，吹散的是这个乡下人脑髓，他的血和肉！
五
1978年，沈从文离开了历史研究所，到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之后，他先后住在两处位于崇文门大街的社科院宿舍里，第一处在崇文门东交民巷口上，在新侨饭店隔壁（现在的前门东大街3号）。这里现在依然热闹非凡，而住在这里的人，对他的名字，现在一定是叫不出来了。人的生命看上去彼此紧密得血肉相连，实际上彼此疏途万里，少了哪一个人，无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有多重要的人，日子也还是会欢欣鼓舞地颠着往前跑，重重地扬起一阵尘土，又轻轻地分散了，落下了。
1983年，他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的寓所中挨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他而言“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应当是最悲切的豁达。（因为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司机、汽车、高干楼，尴尬地给了一个已经没有能力再利用这一切的人）
站在这所房子外，人们能看见老北京火车站的塔顶，沈从文肯定不只一次地想搭上一趟回故乡的车，远远地把这个闹哄哄的城市撇在身后。不过，他也知足了，楼前不是有一截明城墙吗？这竟然是北京城现在唯一保留下的一段老城墙，这可真是老天和沈从文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过，玩的是他，笑的，是远没有终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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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1）
一
北京出产大白菜、大萝卜、大柿子，也盛产“人中之大”的帝王。
有史料记载，从盘古到宣统，中国出了五百一十九个帝王，其中直接与北京相关的帝王就有五十多位。这十分之一的比重应该说够大了，可这还没把只在皇宫里待了一个多月的李闯王，以及冒牌的“洪宪皇帝”袁大头算在内。
北京的历史很悠长，可以追溯到至今一万八千年前房山周口店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