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洞人。
北京建都的历史也不短，五代时期兴起于辽宁省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的契丹人，第一次在北京建立陪都，改幽州城为南京，又称燕京，并以此为基地，进攻北宋，历史上几出有名的好戏—“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就是在此铿锵开锣。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契丹人的屁股没坐热，很快被来自东北松花江畔的女真人所取代。辽代南京自此改姓金，并不再叫燕京，1153年正式改名为中都。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由此开始。
金人在燕京老城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建城的民工多达80万人，另外还征调40多万的兵卒助阵。许多建筑所用的材料，是从北宋都城汴梁拆运而来的，中都琼华岛上的太湖石，就直接取自宋徽宗在汴梁城的万岁山。他们要在中都克隆一个原汁原味的“汴梁”，金人“拿来”的大手笔实在够气魄。
然而，好梦不长，1215年，成吉思汗率领的一只骑兵突破南口天险，滚滚尘烟中，万马奔腾直捣金中都。一阵杀掠后，紧接着就是一把大火，一座由女真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都城，像个杖责过后的七旬老者，被打着旋儿的北风呜呜卷走了，最后只剩下一座卢沟桥和天宁寺佛塔，佛塔因为早已习惯了烟熏火燎而处之泰然，艰难地、半遮半掩地硬撑着“金中都”这个名字应有的架势。
让岳飞想不到的是，雪“靖康耻”的不是那帮北宋的文臣武将，而是从蒙古草原卷着青草和黄土飙过来的游牧民族。
不过，这个时候的北京，说起来还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首都，在这儿称霸的皇帝也只是盘踞北方一隅的“土皇帝”。北京作为全中国国都的尊贵地位，是从元朝忽必烈大帝1267年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开始的。
二
忽必烈（1215—1294年），是蒙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元史·忽必烈传》记载：“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睿宗皇帝第四子。母庄圣太后，怯烈氏。以己亥岁八月乙卯生。及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考，尤善扶下。纳弘吉刺氏为妃。”
当汉、蒙两军在阵地上决战时，汉不敌蒙，而当蒙汉两种文化相撞时，这位来自漠北草原的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则向中原文明无条件地缴械投降。
忽必烈除了在文化上全盘汉化外，他在选择都城时，也听从了汉人谋臣刘秉忠以及霸突鲁先铎元帅的建议，把首都选在了“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其中以受四方朝觐”的幽燕之地。
1260年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雄心壮志的忽必烈，从他的老家蒙古都城和林，浩浩荡荡开到了燕京，但此时的金中都已变成一片废墟。他站在燕京近郊琼华岛上极目南望，金中都昔日繁华的宫殿、街市都已不复存在，只有莲花池（古称西湖）的湖水还依旧瑟缩在那里，在夕阳照射下眨着冷冰冰的幽光。这时，他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在原都城遗址上再造一座新城的计划，决定在莲花池附近的西马沟小河的对岸，营建一座新城，并把负责建城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宠臣刘秉忠。
刘秉忠走两步，还是能听到墨水在肚子里晃荡两下的声音的。这位祖籍河北邢台，小时候当过和尚，自号藏春散人的汉臣，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经学、律历、法术无所不精、无所不通的天才，难怪忽必烈亲自把他的“刘侃”原名改赐为秉忠，并把建设都城的经国大事交由他总理。
1266年，刘秉忠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考察、测量，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帝王之都建设的布局，最后以琼华岛和周围的湖泊（今中海、北海）为中心，把大大小小的宫殿，分别组成三个建筑群，环列在湖泊两岸，东岸迤北是园林绿化地带，由一座木桥使其与琼华岛连成一片。湖泊的西岸，南北两部分各为太后和太子两组宫殿，与大内隔湖相望，形成一个互为联系的城市布局的核心。环绕这个核心，又加筑了一道称作萧墙的城墙，这便是皇城。环绕在皇城外面的才是大城。大城以内，沿着纵横交错的街道，又划分为五十坊。坊是百姓居住单位，这时联结坊内居家交通的胡同便出现了。
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2）
刘秉忠根据《周礼》前朝后市、左祖右庙的思想，在皇朝以北（今鼓楼一带）设置了街市，在皇朝以东（今朝阳门一带）设置了太庙，在皇朝以西（今阜城门内）设置了社稷坛。
1267年1月大都城破土动工，经过九年多的建设，于1276年竣工。
为建设大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除了刘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