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起，北京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民国与北京陷落时除外）。忽必烈和元大都留到今天的，除了北海团城里的那只“渎山大玉海”酒缸外，就只有横趴在蓟门桥一带的一段土墙渣子了。
五
在元大都消失了六百三十九年后的一个冬天，我从明光村学院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南端开始，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路朝土城东端走去。电影学院对面的“蓟门烟树”，花园路口的“元水关遗址”等元朝遗迹，并没有引起我思古之幽情。盯着矗立在小堰河土城绿化广场上的一组忽必烈巡行的雕塑，就像看着一堆刚刚出土的石俑，此时，再没有一匹蒙古战马的嘶鸣可以战栗这老钝的黄土；再没有一头骆驼驮得动元大都那厚重的历史；再没有一只广寒殿的蝙蝠可以看得懂如血的残阳。
如果元大都和她的大汗忽必烈再从元曲里飞出来，已无处歇脚。
袁崇焕—牵引明清两代（1）
古时的北京，有三个砍头行刑的地方：元朝的柴市口（今东城区交道口），明朝的西市（今西城区西四）和清朝的菜市口。每年过了秋分，朝廷就对犯了死罪的囚犯开刀问斩。
杀人是对犯罪者的惩罚，是对尚且无事可犯的人的震慑，更是统治者精心设计、比祭祀还要庄重的一种仪式。
监斩官站在熙熙攘攘的闹市高台上，面无表情地手执令牌，眼睛紧盯着时辰的变化，时辰一到，便把杀人的令箭掷向刽子手。此时的刽子手凶神恶煞般的环顾四周，尔后抡起鬼头大刀，随着寒光一闪、咔嚓一声，人头落地，鲜血喷出一尺多高，一个生命就这样被按部就班地终结了。那些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看客，直等到人头被挂上一二十米高的木桩上，拖罪犯的囚车吱吱呀呀地消失在胡同尽头，才意犹未尽地渐渐散去。
看杀人，是人们从老祖宗那里传承下来的一种廉价娱乐方式。那些头脑麻木，生活乏味的观众，可以从被杀者恐惧的眼神、绝望的哀号、痛苦的抽搐中获得瞬间的满足和快感。他们瞪着眼皮肿得鼓鼓的眼睛，青色的眼白像碎玻璃渣子，被行刑者从站在囚笼里直到人头落地，都像踩在钢丝绳上的一出猴戏，大家饶有兴致地瞅着他们指指点点，像仰望一只哆嗦个没完的猴子。
那个时代，被杀者并不一定都是罪犯，那些人当中许多是遭受了冤屈，有些甚至是在后世被载入史册的千古忠良。
元朝时在柴市口遇害的文天祥，明朝时在西市被冤杀的于谦，清朝时在菜市口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他们当中随便哪位不是顶天立地的栋梁、铮铮铁骨的好汉？然而文天祥、于谦、谭嗣同的死与袁崇焕的死比起来，应当算是幸运的。首先他们死的痛快— 一刀下去脑袋碗口大的一个疤，一了百了，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走到生命尽头之时，他们看到了都城的百姓是如何为自己夹道哭送。老百姓的泪水，是在壮士远行前喝下壮胆的烈酒。为了京师，为了百姓，死得其所。
可明朝蓟辽督师袁崇焕，这位北京的保护神，当他在西四街市的十字路口上被凌迟处死时，没人落泪哭送也罢，在行刑的全程他都尽是领受百姓的唾骂和叫好。“袁崇焕是通敌叛国的头号卖国汉奸！袁崇焕是丧家卖国的大奸贼！”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袁崇焕被明廷以“通虏谋叛”、“擅主和义”、“专戳大帅”、“失误封疆”的罪名处以磔刑，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被流放两千里外的福建。
磔刑，俗称凌迟处死，按大明刑律，磔刑应剐三千六百刀，一刀刀片下去，让犯人短时不会死而活受罪，直到皮肉被片尽，露出筋骨，生命才在极端的痛苦中气力耗尽而死。
据计六奇《明季北略·逮袁崇焕》记载：“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过。所谓活剐者也”。
老百姓们像一群扎着冲天小辫、穿着开裆裤的黄毛小儿，被统治者撺掇了两下之后，苦大仇深的情绪便如火如荼地烧着了。
当人们聚到一起形成群体，仇恨便成倍地扩张，人群的鼻息将一个“恨”吹成一堆活蹦乱跳的“恨”。此时，唾骂已难平心中之愤，大家干脆争相拿银钱买其肉食之，大家看准了这个苦命人，于是将心头的陈年旧账一同翻出来让袁崇焕付总账。
一个混账的皇帝，一个凶残的刽子手，一群不明是非的糊涂百姓，就这样举重若轻地杀死一位忠臣。
袁崇焕死了，拱卫北京城的长城变成一堆碎砖烂瓦。
袁崇焕死后，京城陷落，崇祯皇帝铣足披发，煤山上的那棵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