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男女幽会也直呼为“桑濮”。《礼记·乐记》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实在说，这只是殷商灭亡后王道之士的正统抨击，与这座老城堡子民的愉快感受是毫不搭调的。殷商灭亡后，商人遗民不甘周室王道的僵硬礼制，便要重新恢复那自由奔放的日月，于是便有了大规模的叛乱。后来，叛乱被周公剿灭，全部殷商本土遗民便被分做了两大块。一块为“殷商七族”，被限定在已经成为废墟的故都朝歌居住，国号为“卫”，国君却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都城依然在朝歌。另一大块是殷商王族后裔，被专门封做了宋国，以殷商王族做国君。这便是殷商两分。周公的分治谋略是高明的：真正具有叛乱实力的殷商老民，做了周室王族诸侯的子民；奢靡无能的王族贵胄，却让他们独立成国，已示周人的王道胸怀。究其实，殷商遗风却是在卫不在宋。
从此，便有了“名周实商”的卫国。
数百年后的春秋之世，戎狄大举入侵中原。公元前六百六十年，戎狄攻卫，卫军大败，朝歌被占，国君卫懿公死于战乱，“国人”仅有七百三十人泅渡濮水逃生。幸得齐宋两国援助，卫国立了新君，将帝丘老城堡西南的大河岸边的曹城做了都城 。未几流民纷纷归来，终于有了五千人众。从此，卫国沦落成了小邦诸侯。
三十年后，戎狄势力退却，卫国便将都城迁回了帝丘，殷商后裔们又回到了快乐的桑间濮上。进入战国之世，以地形特征命名城堡的风气大盛，帝丘城北有濮水流过，城在濮水之南，帝丘便改名叫做了濮阳。
濮阳西临大河，南望济水，东临齐国巨野大泽，北望齐国要塞东阿。方圆三百里，惟濮阳堪称古老大城一座，水陆尽皆畅通，说起来也算大得地利之便了。然则，自封建诸侯始，卫国立国业已六百余年，濮阳既没有成为通商大都，也没有成为粮农大仓，只一座十里城郭孤独落寞地守望在水陆两便土地肥沃的冲要之地，令天下直是一声叹息！士子们但凡说古，便有一句口边辞：“西有洛阳，东有濮阳。”除了大小不等，这两座城池简直就是两个孪生老姐妹一般，都是老井田制，国人居于城中，隶农居于田畴。战国百余年，奴隶们已经逃亡得寥寥无几。车行官道，大雪覆盖的无边田畴中竟无一缕炊烟飘荡，寂静荒凉得令人心颤。
“先生，鼓乐之声！还有仪仗！”驾车执事遥遥向前方一指。
吕不韦推开车窗一阵端详：“绕道，从城南插过去。”
执事一圈马缰正要回车，便听鼓乐队前遥遥一声高呼：“先生且慢——”随着呼喊，一个红色身影便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到得车前三五丈处便气喘吁吁地站住，展开一卷竹简尖声念了起来，“君上有，有诏：先生荣归故里，赐入国晋见，以全先生大名也！”
“噢！卫君要我晋见？”吕不韦惊讶地笑了，思忖片刻也不下车，只对着内侍使者一拱手，“既是如此，便请贵使上车同行。”内侍使者却连连拱手道：“卑微小臣，不敢僭越，只当为先生鼓乐开道。”吕不韦笑道：“我本一介商旅，谈何僭越？还是上车同行快捷了。”内侍使者还是连连拱手：“先生奉诏，便是国宾，小臣万不敢当！”吕不韦笑道：“贵使执意，我便去了。”脚下一跺，三马缁车便辚辚驰向古老的城池。
吕不韦的惊讶不是受宠若惊，而是莫名其妙。
卫国本是西周始封的王族诸侯，立国便是公爵之国。直到春秋之世孔夫子游说列国，卫国依然是春秋十二大国之一。孔夫子那令人尴尬的“子见南子”的故事，便发生在卫国。然则，自从进入战国，卫国便是江河日下。第十五代国君时，卫国自贬爵位，做了“侯”国。齐国灭宋后卫国大吃惊吓，在第十七代时再次自贬，做了“君”国。从此便颤颤兢兢如履薄冰，守在濮阳龟缩不出。
庶民却不然。殷商遗民们虽然成了周室诸侯的子民，却无心做周人社稷宗庙与僵硬井田的奴隶，对殷商老民驾牛车走天下的传统一心向往之，除了老弱妇幼固守桑麻，精壮男子不是离国经商，便是游学为士，总之是不安于枯守家园。百十年下来，卫国便出了许多大商名士。留在濮阳的老国人，便只有嫡系正宗的西周王族血统的子民了。这些守望社稷的君臣“国人”们自恃血统高贵，便分外矜持，既不能阻止殷商老民外流，便也不再理会这些“见利忘义”的商人与士子。殷商血统的大商名士们偶然回归故里，也从来不入朝拜会卫国君臣，与老周室老国人也是两不搭界。久而久之，便是个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大名士如商鞅者，竟是至死没有回过卫国。此等老传统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