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苟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先回顾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对齐王田建的作为，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而“不与诸侯从亲”，则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结果。显然，这种观念与齐国民众的说法，与司马迁评判，并没有重大差别。应当说，这些原因都是事实，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现象原因，而没有触及根本。
那么，根本在哪里？实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齐国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所有国家都没有的现象：末期四十余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争。也就是说，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齐国的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是在和平康乐中度过的，五十余年没打过仗。孤立抽象地说，和平康乐自然是好事，也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生发的基本理想之一，无疑应当肯定。然则，在战国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争时代，一个大国五十余年无战，无异于梦幻式的奇迹。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史家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基本事实。司马迁在回顾齐国历史时说：“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田）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占之备。”
且略去太史公的诸如“君王后贤”这样的偏颇评价，只就事实说话，首先理出齐襄王时期的轨迹。燕国破齐的第二年，齐襄王被莒城臣民拥立即位，此后五年直到田单反攻复国，是齐国最后一次被动性的举国战争。此后十四年，齐襄王复国称王，权力完整化。这十四年中，齐国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单主政初期的对狄族之战，有鲁仲连参与，规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齐襄王十四年）秦国穰侯攻齐，齐军大败，丢失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地带）、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地带）两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齐襄王十九年），秦军攻赵，齐国应赵国请求而出兵救赵，迫使秦国退兵。很显然，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边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动的挨打，第三仗则是基本主动的维护邦交盟约（出兵救赵并非全然情愿）。
救赵之战结束，齐襄王便死了。
显然，齐国从国破六年的噩梦中挣脱出来之后，国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的齐国，是左右战国大局的超强大国之一。在齐潘王与秦昭王分称东西二帝之时，齐国的强盛达到了顶点。可是，在燕军破齐的六年之后，齐国跌入了谷底。府库财货几被燕军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军力大为削减。凡此等等，都使齐国不得不重新谋划国策。应该说，这是齐国国策大变的客观原因。在田单、貂勃领政的齐襄王时期，齐国的邦交国策可以概括为：养息国力，整修战备，亲和诸侯，相机出动。然则，田单迅速失势，齐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具有天下视野的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
从此，齐国开始了迷茫混沌的转向。
齐国转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齐襄王与那位君王后。这双人物，是战国时期极为特异的一对夫妇。齐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极，善弄权术而又没有主见。战乱流亡之时，以王子之身甘为灌园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儿，立即悄悄对其说明了自家真实身份，从而与该女私通；后察觉大势有变，又立即对莒城将军貂勃说明了身份，于是被拥立为齐王。复国后畏惧田单尾大不掉，便听信九个奸佞人物攻讦之言，屡次给田单以颜色；后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杀了九个奸佞，加封田单食邑；及至田单与鲁仲连联手，平定了狄患，终于疏远了田单貂勃，仅仅将田单变成了一个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为，显然是一个权术治国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国主张与邦交之道，在实际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响。
君王后是个极有主见的聪明女人，当年一闻灌园仆人田法章（后来的齐襄王）真实身份，立即便与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为耻，终生不复见，君王后也绝不计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获贤名，以至连百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