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大政说，便是缺少守常安定之策。何为守常之策？说到底，就是轻徭薄赋之政。唯其平常，以陛下之雄略，反被忽视了。常则平，安则定，饱则安，暖则稳。此，固本之国策也。一味创新而不思固本，则易为动荡也。大秦新政烈烈轰轰，雷霆万钧。所缺少者，阳春之和风细雨也。秦法之周严，史无前例。秦吏之公廉，史无前例。皇帝之雄明，史无前例。然则，如此雄主新政之下，却终是天下汹汹难安，民众辄有怨声，根由何在？究其根本，求治太急，事功太过也。若能稍宽稍缓，轻徭薄赋，则大秦新政将光焰万丈，万古不磨也！”郑国苍老的嗓音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名状的遗憾，“老臣补天之心，陛下明察……”
“老令以为，朕当如何补正？”嬴政皇帝默然良久，突兀一问。
“陛下若能以长公子扶苏为政，则天下可安。”
“朕不能自己补过？”
“陛下雄略充盈，不堪守常实务，交后人去做更佳。”
“老令啊，两年前你要说出这番话，该多好。”
“两年前说，陛下，或者会杀了老臣……”
“难说。”嬴政皇帝淡淡一笑，“老令今日说得好，朕有数了。”
次日清晨，皇帝在行营大帐举行了御前小朝会，随行六大臣全数与会。皇帝说了昨日田间所见，征询丞相李斯政见。李斯明白表示：可以开始谋划轻徭薄赋之法，然实施不宜太过操切，须一步步松动，以免六国贵族趁机滋事。其余大臣皆表赞同。嬴政皇帝欣然褒扬了李斯的洞察与稳健，当场议决了着手实施之法：以李斯总掌减轻徭役赋税之谋划事，于巡狩途中与咸阳二冯通联会商，于巡狩结束之时确立法度，皇帝行营回到咸阳后立即颁行天下渐次实施。皇帝既没有涉及昨夜与郑国的密谈，也没有涉及与宽政紧密相连的扶苏，一切都是以朝会议决的法度决断的。大臣们一时轻松了许多，皇帝的心绪也明显地好转了。
一日一夜歇息整顿，大巡狩的车骑又在次日清晨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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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出发日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三十七年十月出，本年七月丙寅病死沙丘。显然，“十月”为误字或误记。张分田先生之《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纠错，推定为上年（三十六年）十月，亦不合出行惯例。我以沈起炜先生之《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为本，又参照始皇帝此前“仲春”出巡之例，确定为三十十年二月出巡。
五、祭舜又祭禹 帝国新政的大道宣示
二月末，大巡狩行营渡过淮水，抵达云梦泽北岸。
云梦泽，是本次大巡狩预定方略的第一个大目标。嬴政皇帝与李斯等几位重臣都很清楚，东南云梦大泽与吴越齐滨海地带，是六国贵族逃亡的两大根基之地。嬴政皇帝此次大巡狩，除了深藏内心的北上目标之外，最实际的目标便是震慑逃亡啸聚的复辟势力。这是首发东南的最根本所在。为了掩盖这一实际图谋，能够对逃亡贵族藏匿之地收奇袭之效，嬴政皇帝决意对外示形，君臣遂密商出了一个对策。于是，去冬咸阳市井街巷便弥散出一则传闻：阴阳占候家说东南有天子气，皇帝很是忧心，决意巡狩东南破其地脉。
战国之世有一个奇特现象：求实之风最烈，阴阳学说最盛，两相矛盾而并行不悖，实在为后世所无。其时，整个阴阳学说流派甚多，其主流形式至少有阴阳五行、天文历法推演、星相（占云、占气、占候为其支脉）、占卜（龟筮、蓍草筮、钱筮为其形式支脉）、堪舆、相人六大流派。所有的阴阳家流派，在战国之世都发展到了理论与实践同样丰富的成熟时期。无论是官府还是民众，无不以阴阳家诸流派提出的种种预兆，以为国事家事的重要参证，一有预言便立即流传开来。然则，参证归参证，却又不尽然全信。于是，便有了求实之风为本而又不排斥神秘启示的战国风貌。秦帝国公然以典章形式宣示水德国运，焚书不焚卜筮之书，而将卜筮之书看作与医药种树等同等的实用知识，便是最典型例证。因了如此，六国贵族与方士儒生们制造出诸如“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种种预言，以此等神秘启示式的预言而扰乱天下，也就不足为奇了。也因了如此，东南有天子气的预言也便引不起多大动静，传了说了，谁也未必当真。同样，嬴政皇帝相信东南有天子气，且执意要去坏其地脉，也没有人认真计较该不该对不对，只当做知道皇帝去东南的理由了而已。
传闻弥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