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催促道：“请说下去。”
董仲舒接着说：“国家如有乱事发生，上天会先用灾害怪异来进行警告，但只要这个世代不是太离道，上天还是愿意扶持、成全的，不过自己也要强力勉励才行。强力勉励于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力勉励于道，则德见隆而功日大。这些都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事。”
汉武帝微微点头，董仲舒又接着说：“所谓道，是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仁义礼乐，又是推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已经辞世，而他们的子孙都能够长久安宁到几百年的时间，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从前厉王、幽王的时候，周道衰败了。但这并不是道忘失，而是厉王、幽王不遵循周道。宣王思念先王的德政，兴滞补敝，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道又粲然复兴起来了，所以说治乱兴废在于自己，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厉王、幽王掌握不当，使道统失去的缘故。”
董伸舒看到汉武帝若有所思，就放慢语气又说道：“臣按照《春秋》的本义，寻求王道的出发点，那就是个正字。作为一个帝王，要上承天意，纠正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任用德教，不要专用刑罚，因为刑罚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春秋》上讲过一元的问题。一是万物之始，元是大。一元就是万物开始于大，只有开始于大，才能正本清源。所以做君主的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海。四海正，则远近之处莫不统一于正，这样才能实现王道。
“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恩厚，智明意美，爱民好士，可以称为很好的君主。但是天地未应，祥瑞不至，这是在于教化不立，万民不正的缘故，秦代的遗毒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除，法令公布了而奸佞横生，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候了。自从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已有七十多年了，先帝们常想搞治道，而至今没有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应该变更教化而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缘故。”
董仲舒的这一次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句句打动了汉武帝的心怀，这位年轻的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宏伟的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感到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难得的人才，真是有相见恨晚之感叹。
儒生们的喜与悲（2）
汉武帝还没有从第一次对策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又紧接着下了第二道制书，命董仲舒将自己的政见写成文章，提出明确的意见。董仲舒受宠若惊，连忙赶写第二道对策。
在第二道对策中，董仲舒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因触犯刑律而被处死的人比比皆是，犯奸作乱的人也遍地横生。他认为应以德治天下，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的根本场所。
董仲舒在这道对策的最后写到：“陛下若能通过考试和策问的方式招徕到天下的英才，就可以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圣上的英名也就能和古代的明君尧、舜媲美。”
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董仲舒系统而完整地讲出了自己想说出的话。
汉武帝第三次写了制书给董仲舒，表示很欣赏他的天人感应的观点，他在制中写道：“朕听说善于谈天的人必有人间的事作为佐证。善于说古的人必在当世有应验，所以朕虚心地询问天人相应的关系，接受历史的教训，改正以往的所作所为。先生既谈论了治国的大道理，陈述了历史上大治和大乱的原因，请再讲得透彻一些，朕将亲自览阅思考。”
两次对策，都获得皇帝的赞许，董仲舒感到十分荣幸，他马上上了第三道对策，郑重提出自己思索了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以求一售。
董仲舒写道：“治国之道出于上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希望汉武帝要坚持不变的天道。在不变的天道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在这对策的最后部分，董仲舒重点地提出了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思想。他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正常的轨道；自古到今，通畅无阻的大义。而今负责教化的人来源不同，每人的议论见解又迥然不同。一百家学派就有一百种治理国家的方法，结论也不相同，以至于在上位的不能坚持一个方向，法令制度也是屡屡改变。在下位的人又苦于不知道如何遵循。臣很愚钝，但臣认为应该这样：凡是不在儒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