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六经——《易经》、《礼经》、《乐经》、《诗经》、《书经》和《春秋》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以及与儒学相违背的学说，都应该根绝，不准许他们与儒家学派同时并存。那些邪恶荒唐的思想消灭后，道统和纲纪，才可以统一，法令才可以明白，人民才知道遵从正道。这样百姓也就好统治了。”
董仲舒的排斥百家，着重一统的议论正合乎汉武帝独霸天下的心思。汉武帝把董仲舒大大地称赞了一番，马上委任他担任江都国的相，辅佐汉武帝的异母兄长江都王刘非。刘非是现任皇帝的老兄，一向骄傲凶暴。董仲舒用礼教辅佐，不时规劝几句，很受江都王刘非的敬重。
建元对策称优者除了董仲舒之外，还有会稽吴县的严助，他被提升为中大夫；川人公孙弘，以六十高龄被征为博士。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开端。
董仲舒在江都任上，不能充分施展抱负以经世致用，他只能局促在江都一隅，宣传他的天人感应学说。
公元前135年，辽东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便殿，相继遭受火灾。当时董仲舒在家闲居，他获悉这两次火灾，就用他的灾异学说加以分析，认为这是上天对汉武帝过失的警告。他也没有考虑这么做的政治后果，把自己的想法写成《灾异论》。
《灾异论》还没来得及上奏，就被主父偃探听到，并偷去呈送汉武帝。武帝召集群儒，命他们审议此文。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在其中，他不知是自己老师所作，把这篇文章骂得狗血喷头。当汉武帝告诉他这是董仲舒的大作时，吕步舒当时就傻了眼。
于是汉武帝以诽谤朝廷的罪名将董仲舒投入大狱，并定成了死罪。后来汉武帝念他上《天人三策》有功，又下诏赦免了他。遭此打击，死里逃生的董仲舒再也不敢随便乱讲灾异了。除了曾一度复出为胶西相外，他一直赋闲在家，治学著书，直到寿终正寝。
且不管董仲舒的沉浮，反正经过董仲舒的三次上策之后，儒家在汉武帝朝廷的地位是逐渐提高了起来。董仲舒的对策成了汉武帝治国的主要依据。一个巨大的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了。思想自由的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而单调的儒家思想时代。
儒家学者一提起嬴政的“焚书坑儒”，无不怒发冲冠。但有时为了自己学术的生路，他们也抓住每个机会，利用政治力量，置其他学派于死地。不过他们采用的并不是暴烈手段，人们看不到血染钢刀，却见人头落地。
儒家学派并没有单独的能力生存壮大，他们必须与权力相结合。既然他们需要政权作保镖，他们就必须付出雇保镖的代价。那就是，儒家学派不久就沦为既得利益当权者的政治打手。
主持建元对策时，汉武帝年仅十七岁，他实际上是在丞相卫绾的指使下主持这次对策考试的。这是卫绾为首的一群儒生，利用幼主所搞的一套政治诈术。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达到他们排斥异己的目的。
卫绾本身是个儒者，又做过汉武帝多年的老师，他的话对汉武帝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他看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汉武帝都没有反对，就上奏一本。
儒生们的喜与悲（3）
卫绾在奏章中说：“那些专学申不害、商鞅和韩非子学说的法家和苏秦、张仪学派的纵横家到处搬弄是非，扰乱国政，请求陛下将这些专学法家、纵横家的贤良罢免回去。”
汉武帝基本同意了卫绾的意见，他没有任用儒家以外的贤良。如果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儒家独尊的宣言，那么这次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走的第一步。
其后，汉武帝又任用一大批儒家人物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儒家势力蒸蒸日上。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就准备实行儒家的一些礼仪制度。他们请汉武帝在长安城外设立明堂，以招见诸侯。
汉武帝早就有改弦更张的念头，他雄心勃勃，想自己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来。他听了赵绾和王臧的建议，马上就吩咐他们按照古代礼仪制度去起草和设计明堂的计划。王臧和赵绾乘机向汉武帝推荐他们的老师申公。
汉武帝早就听说申公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儒学泰斗，他马上吩咐使者用驷马安车的高级礼节去聘请申公入朝。
驷马安车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一般安车都只用一匹马，而汉武帝命使者用四匹马，并且用蒲草包裹好安车的轮子，防止颠簸。这样做主要表示对德高望重的申公的尊崇。汉武帝还命使者带上玉璧和布帛等礼物。
申公正在鲁国的家里给门徒们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