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们面对史实，却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确的观念和判断。这是因为，人的思维，包括人的历史研究活动，都常常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如立场、利益、环境、经历、经验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有时有助于人们的认识，有时则反之。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史实明明摆在那里，有的人就是看不到，看不全，或是看到了也不承认，甚至做出超越常情的另类解释。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就在于能摆脱各种不利于其研究活动的制约因素，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使人的历史观念符合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并有过多年对峙。合作的时候，双方并肩对敌，同生共死；分裂的时候，刀兵相见，不共戴天。这种合作和分裂自然会对人们的认识活动造成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经特别提到一种负面的影响——“内战时期的情绪”。他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
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毛泽东所指的“内战时期”，说的是中国近代史上1927年至1937年那一段。那时候，国共两党彼此互斥为“赤匪”与“白匪”，你杀我，我杀你，彼此都杀红了眼，自然，作为国民党的创建人的孙中山在部分共产党人的眼中会变形，觉得不值得尊崇，可以“不要”了。毛泽东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0页。毛泽东的这段话讲明了另外一个影响人们认识的因素，这就是人们在不同时期的利益需要。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主义革命家的地位，今天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为什么在1927年至1937年的内战时期不受许多共产党人的欢迎，毛泽东讲得很清楚，那是“内战时期的情绪”。毛泽东提出：“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克服。”人们从这一段话里，完全应该得到启示：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克服、摆脱各种不利于获致正确认识的制约因素。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自序（2）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人们有“内战时期的情绪”是必然的，这种“情绪”影响人们的观念以至历史研究也是必然的。不妨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消灭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和亚洲的日本法西斯的先后次序中，有所谓“先欧后亚”，或“先亚后欧”的分歧。蒋介石是主张“先亚后欧”的，多年来，中华民族深受日本侵略之苦，蒋介石持这一主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蒋的这一主张却曾经被批判为企图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和一切法西斯，包括蒋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这大概可以算做“内战时期的情绪”了吧？又如，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多年来，人们的常用语是“消极抗战，积极*”，“袖手旁观，等待胜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内战时期的情绪”呢？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民族战争，两党都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05年9月，*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应该承认，这段话不仅完全没有“内战时期的情绪”，而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说过：“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蒋介石不是孙中山，蒋介石做的好事也不能和孙中山相提并论，但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和共产党两次合作，领导过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