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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7）
前文已述，张学良多次否认“不抵抗命令”和蒋的关系。上述谈话中，唐德刚虽然特别引述《铣电》的关键词语以提醒张，但张学良仍然坚决否认。这种情况，似非老年记忆衰退可以解释。据此，《铣电》又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前几年，曾有人在书中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藏有《铣电》原件，经笔者电询该书作者，该书作者自承：“此书不足为据。”参见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
9月6日，张学良曾有《鱼电》致臧式毅与荣臻等人，电称：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张学良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88页。后来洪钫、赵镇藩回忆的《铣电》也许是《鱼电》的误记？
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曾谈过他下达《鱼电》的想法：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日本要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医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记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给东北（军下命令），日本来挑衅，我们不要跟他抵抗，……他要来挑衅，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这种大的来啦，惹得国际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都来了。张之宇、张之丙：《张学良口述历史》。显然，张学良所说“在医院下的命令”，当即上述9月6日给臧、荣二人的《鱼电》。
两国交战是大事，不轻启战端，慎重、冷静地处理日方的挑衅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静不等于完全放弃有理、有节的抵抗。以忍让求息事，完全放弃抵抗，将会助长敌人的气焰与野心。《鱼电》虽然针对小规模冲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项错误的决策。
不仅如此，张学良后来还在《鱼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要求有关部队收缴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坦言：“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既然中国军人手无寸铁，自然只能“尽任日军所为”了。
【七】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说明它默认并且赞同张学良的处理方针
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顾维钧*》（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4页。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中日关系史料》，第1页。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81页。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中日关系史料》，第12页。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不抵抗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