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提出来的？（8）
当然，揭穿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下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电蒋中正，中央决请主席回京》，《中日关系史料》，第2页。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1931年9月1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75页。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日，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317页。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灭在江西等地不断发展的*和红军的力量，自然，对外必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对策。9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但是，其第一条却居然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79页。
九一八之后，日本进一步企图在华东地区挑衅。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说：“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中日关系史料》，第21页。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就较“不抵抗主义”向前进了一步了。
附记
此文写成，承台北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赐告，蒋介石《事略稿本》1928年5月11日记载：“上午辰刻，电冯玉祥云：已与谭、吴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暂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仍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矣。”此电可证，冯玉祥当时亦是“不抵抗主义”的创意者之一。关于此，当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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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1）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有一种说法，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是*，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直接影响的结果。其实，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关说法并不正确。考诸史实，国民党有意识地吸取*的“持久战”思想，主要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可惜好景不长，未能长期延续。
【一】程思远回忆错误
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关于这两句话，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这就是说，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学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并评论说：“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