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其决策的主要出发点。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要投靠日本，也企图联络龙云与实力派军人薛岳、张发奎等，割据西南，与蒋对抗。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内弟陈昌祖到云南与龙云晤面，出境时被军统人员截住，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致汪函，函中龙称汪为“钧座”，称蒋为“重庆方面”。其中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等语。《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自记其时间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蒋对龙的态度始终不放心。1月19日日记云：“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记云：“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蒋决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龙叛变，同时对龙进行安抚。蒋白之间常有电报往来。2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志舟（龙云的字。笔者注）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军统行刺汪精卫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托李带亲笔手书致龙云，动员龙对《艳电》表态，同时要求龙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函称：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弟之希望，实系于此。随函并附港报所登《举一个例》。此函表明，汪精卫仍想依靠龙云，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图说明自己“回到内地”的好处：“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函末并称：“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河内血案》，第239…240页。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对汪已有不满，以及汪急于有所表现的心理。
此函为军统人员侦悉，拍成照片，上报蒋介石。蒋先后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与龙云谈话，说明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以及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等种种道理。24日再谈，唐提出三项办法：一、邀汪来滇（不作任何活动）；二、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同意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惟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愿提及汪函。4月27日，蒋介石复电唐生智，声明尊重龙云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但蒋建议由龙云复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劝诫。蒋并代龙云起草了复书。5月2日，龙云在蒋稿基础上，改成一稿，批评汪要自己“背离*，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违）反举国共定之国策”。函告严词指责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这样，龙云就拒绝了汪精卫的诱惑，坚决站到了抗战一边。函末，龙云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
云南是西南大省，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国民政府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危。龙云的转变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他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
“桐工作”辨析（1）
——真真假假的日中特务战日本侵华期间，曾多次向中国方面“诱和”，其中，最为重视的是1940年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在香港和张治平、“宋子良”等人所进行的谈判，日方称为“桐工作”。至今日本文献中还留有大量资料，有些史家也乐于利用这批资料，以证明蒋介石和重庆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