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对日抗战方面的动摇和妥协。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关系重大的谈判却始终缺乏中文资料的证明。本文作者查阅了保存在台湾的蒋介石档案，发现其中有不少和“桐工作”相关的文件，将这些资料和日文资料两相比照，便会发现双方记载差异很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扑朔迷离。但是，仔细研究上述资料，查勘辨析，我们仍然可以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比较确凿地揭示出事件真相。
【一】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
关于“桐工作”，日文档案集中收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题为《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为当年日本军令部第一部相关文电的汇编。档案号：*事变全般—127。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大东亚战史》大量引述了该项档案。该书有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本，与本文论述有关者分别见于《战前世局之检讨》、《对中俄政略之策定》两册，〔台北〕1991年。“桐工作”的参加者今井武夫1964年出版述及此事的*时，也收录了部分当年文献。中文资料则有中方谈判参加者张治平的报告、军统局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军统局审查张治平时留下的文件、时在香港参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致陈布雷的多通函件等。
比较日中两方资料，可以发现，双方对谈判的缘起、经过的叙述存在巨大差异。
（一）谈判缘起
日方资料记载：1939年10月，日本在中国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1月底，起用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担任香港机关长，找寻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路线。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要求会见宋子文的胞弟、时在香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宋初则拒绝，后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夜，双方第一次会面。宋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国的名誉及主权，中国有和平的准备，为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精卫政府。作者注）之前和国民政府认真商谈，先行停战，日本方面保证撤军。宋同时提出：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重新加以研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能否向蒋介石个人提交有关和平的亲启书信？《香港电第81、82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330页。1940年1月22日，双方第二次会谈，宋称：重庆方面仍具有日本预料以外的抗战实力；目前看不出蒋介石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毋宁说正在努力进行破坏。宋并称：通过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两三周内将赴重庆。如有需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进行转告。《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第331页。2月3日，双方第三次会见。宋子良称：希望进一步获悉日方的真意。本人将于2月5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10日将携带会谈结果回港。2月10日，第四次会谈，宋称：自己已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蒋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出代表或最受蒋介石亲信的人物来港。铃木卓尔当即询问：“上述代表是否随身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第334页。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与宋子良、张治平会面。宋称：重庆方面将派出携有蒋介石委任状且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并称宋美龄已到香港。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日华圆桌会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桐工作”辨析（2）
中方资料不如日方资料详细。据张治平在1940年9月8日被审查时向戴笠所作书面报告，其经过是：七七事变后，张治平到香港避难，从事教育与新闻事业。1939年11月，日本驻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职，由铃木卓尔中佐继任。铃木是张治平“抗战前的老友”。1940年1月中旬，铃木从日本驻港总领事岗崎（胜芳）处得悉张的寓所，突然登门拜访，向张坦白陈明此次来港所负使命，要求撮合。张当时告以此事不敢过问，将来有此路线时，再行通知。1月末，张治平偶与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曾政忠谈及，曾即介绍军统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员卢沛霖与张“餐叙”。不久，曾政忠告张称：卢已奉令，“允于特工、舆情范围内与敌周旋。”《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张转告铃木，铃木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