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7页。22日，铃木与宋子良（署名宋士杰）签订备忘录，将板、蒋会谈时间改为8月上旬。会后，章友三赴重庆请示。27日，今井武夫偕片山二良少佐返回东京，向近卫首相及陆、海军省人员报告，近卫大感兴趣，要求“好好地做下去”。《大野大佐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8页。29日，章自重庆致电铃木，要求与张治平共同访问东京。31日，章返港，与铃木继续会谈，声称近卫既第二次组阁，应发表声明，明确取消1938年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第一次声明，同时提出：板、蒋会谈时，不可提及“蒋汪合作”问题；板垣应以亲笔函表示，取消日汪条约。对此，铃木答称，将争取在板垣亲笔函中声明：“（日方）虽提出善意的意见，但不作为停战条件处理。”《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77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8－18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桐工作”辨析（6）
中方资料载：7月2日，张治平致电戴笠，报告前一日与铃木再次见面的情况。据称，铃木表示：板垣不仅亟欲与中国言和，而且希望在结束战争后进一步与中国商订军事同盟。此项计划，已由今井武夫拟成草案，其主要精神为：1�仿照旧时英日同盟形式，双方均处于绝对平等地位。2�消除中日两国之一切误会，力图东亚民族之富强，以抵抗外来之一切压力。3�经费共同负担。4�设立最高机关，双方人数相等。5�以中国之行政院长与日本之首相充任总裁。8�有效期间无限。9�不干涉同盟国之内政。10�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铃木并称：“板垣之意，以为此次中日战争实为历史上最愚笨之行为，及今只得痛自悔过。”7月3日，戴笠复电，指示张治平称：“敌方明知汪逆之无用，而仍不肯牺牲之，甚至谓将由板垣偕汪逆来见委座；当面言和等情，足证敌方之无言和诚意，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之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7月26日，张治平再次向戴笠报告称：据铃木卓尔相告，板垣征四郎曾于最近偕同今井武夫返回东京，觐见天皇，并与海陆军及参谋本部首要磋商，决定电知张治平，“作末次之试行沟通”并无此事。据今井武夫自述，他在7月底去东京，30日会见第二次出任首相的近卫，近卫希望谈判成功，但在31日会见新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时，东条却认为铃木与中方的谈判是“派遣军的越权行为”。见《今井武夫*》，第157页。：1�板垣奉天皇令前往长沙，向委员长当面求和。2�日本不提任何条件，双方精诚相见，停战协定成立后，日本迅速撤军。3�板垣与委员长会谈后，日本保证不干预中国内政，汪伪政权亦听由中国自行处理。4�前次所言由板垣带同汪逆赴长沙，意在交还我中央自行处理，并非带同谈判。今为免除外间误会，可以不带汪。5�板垣与委员长会谈时间，愈速愈佳。上项办法，如中方同意，日方即派员来港，将天皇保证文件交我，磋商板垣赴长沙之技术问题。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比较上述资料可见：这一个月的最大事件是谈判双方相互出示板垣与蒋介石的亲笔备忘录，但张治平在向戴笠汇报时，绝口未提；而所谓板垣“痛自悔过”及准备在战争结束后订立日中“军事同盟”一事，也不见于日方记载。日方内部文件《调整日华关系的新原则》有“日、满、华三国”结成“东亚和平之轴心”的提法，见《今井武夫*》，第337页。中方文献所称日方可派员送交“天皇保证文件”一事，日方资料的记载则是，宋子良有过类似要求，但遭到日方拒绝。
（六）8月会谈
日方资料载：8月4日至11日，双方多次会谈。日方称，阿部信行与汪精卫之间正在举行会议，日汪条约尚不存在。中方同意板垣在亲笔函中声明，不将汪蒋合作问题作为停战条件，并称已决定派张群迎接板垣与会。《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88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23页。中方表示，不再要求近卫发表新的声明，但近卫必须向中方提交亲笔私人函件。铃木同意提交近卫私函，但强调中方必须同时提交蒋介石的私函。13日，中方提出折中方案：日方须先提交近卫私函，然后中方才提交蒋介石的亲笔答函。铃木对此表示为难，但称须到南京，请上司裁定。铃木中佐报告，1940年8月17日，见《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