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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工作”辨析（7）
14日，铃木赴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汇报：“宋子良其人断定为真。”“张治平为人可靠，与重庆中枢联络确有其事，假设本工作未直接通达蒋委员长，但至少有秘密通达是不难想象之事。”《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27页。19日，臼井茂树、铃木卓尔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一起商定板垣与近卫首相致中方亲笔函的内容，同时完成板垣亲笔函的起草：“关于汪、蒋合作问题，为达成日华之间，特别是中国内部之圆满和平，必要时可能将会提出善意意见。但依据不干涉内政之原则，不作为停战条件之一。”《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0页，原译文字蹇涩，本文有所校改。21日，铃木赴东京，向陆军省部首脑汇报，会上，代近卫首相起草了亲笔函：“半载以来，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之代表在香港就中日两国间的问题交换意见，已获结果，欣闻阁下近期将与板垣中将会面，余深信此次会谈必能奠定调整两国国交之基础。”《石井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1页，译文亦有校改。22日，东条英机陆相、臼井茂树、铃木卓尔等谒见近卫首相，近卫欣然同意。《石井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1页。28日，铃木卓尔回到香港，当夜即与26日自重庆归来的章友三会谈。《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51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3页。
中方资料载：戴笠收到张治平7月26日的汇报后，正拟向蒋介石报告，收到军统南京区8月1日电，声称当地盛传：日军参谋本部臼井大佐来，由犬养健陪见周佛海，周向其亲信杨惺华称，如能实现和平，我与影佐甚至板垣均愿前往，虽有意外，亦所不辞。云云。戴笠当即密令张治平，“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其后，戴笠又先后接到张治平的电报，声称：1�板垣征四郎续电在香港的铃木卓尔，大意谓：日本内阁虽经改组，但对中国求和之意如旧，板垣本人已获日皇训令，静候我中央许可，径赴内地，同时保证取消一切伪组织，以之作为求和先决条件。2�铃木卓尔最近接东京训令：甲、近卫决定，可先发一宣言，取消从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乙、由板垣立具亲笔保证书，保证中日议和后，日本决不理会汪伪政权，完全由国民政府处决之，此后日本决不再干预中国内政。铃木称：板垣奉天皇令，向中国最高当局求和，请中方决定地点；为求得信任，日方可立即由近卫亲书保证求和之诚意，转交中国最高当局。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8月12日，戴笠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蒋介石，请求指示。
据《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8月14日，铃木离港飞往南京，同月28日回港，约张治平晤谈，声称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将在澳择期会见。会谈中，铃木出示板垣的亲笔保证书及近卫亲笔函件。事后，张治平向戴笠请示“应否接受”，“奉令先探内容具报，暂缓接受”。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又据《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称：8月28日铃木卓尔返回香港，催促张治平往阅板垣亲笔保证书后，其后即由张缮具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陈重庆。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桐工作”辨析（8）
关于铃木此次返港所谈，军统香港区工作人员叶遇霖在致戴笠“冬电”中有更详细的汇报。该电称：据铃木卓尔告，铃木于8月14日经台湾赴南京，会见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次，并曾会见汪精卫。21日至东京。22日，偕陆相东条英机及臼井茂树总参谋谒见近卫首相，同进午餐，会谈至下午三时半。铃木告诉中方称：此次无论在南京、东京，均竭力要求先毁汪组织，再进而与中国议和，而日本当局方面则担心迄今谈判的中国代表的真实性，更担心“毁汪之后，向何人交账”。会谈决定由板垣出具亲笔保证书。铃木并称：“（汪）为日本政略之工具，可有可无。近因吾人之活动，近卫竟拒绝与汪晤面，阿（部信行）、汪谈判已暂告搁置。”“（日本）事实上已不支持汪伪组织，在汪伪组织不毁而自灭矣。”但是，铃木也表示：“中日如万一无和平途径可觅，则日本亦只有利用之耳。”铃木出示的板垣保证书为：“为日华国交，尤其为助于中国内部之圆满的和平，或须有关于汪提起善意的意见之场合，该问题基于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原则处置之，决不认为停战条件之一，兹为保证之。板垣征四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