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井与铃木因与职为老友”，“何须有委状向示？此委状又从何处得来耶？”
2�关于蒋介石对日*书所提八条的态度。张治平称：“该件谓委座对敌方提出之八条，甚感满意，尤为荒谬绝伦。”
3�关于宋子良参加谈判问题。张治平称：“该件谓宋子良确参加之，因今井有摄印（影）带回，并由周佛海所供之多数相片内确认宋子良之相片无误，此事询诸宋子良本人，当亦发一大笑。”
4�关于谈判中所持原则问题。张治平称：3月中旬本人第二次奉召来渝时，上峰训示：“敌人如有诚意，须先取消汪伪组织”，返港后，即以此点与敌人争辩。5月初，铃木又约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到澳门，在本人专租的密室内会谈。结果，敌方表示，“愿回去努力，但要求时机不可失，而以板垣来华（谈判）之意相告”。自此以后，“职即以取消汪伪组织之事与之苦缠至今，铃木此次带来之板垣保证书与近卫亲笔，即针对汪伪组织与表示诚意之举也。” txt小说上传分享
“桐工作”辨析（10）
5�关于允许日方摄印蒋介石文件问题。张治平称：“该件谓我方示以委座之文件并令其摄印带回，此何言耶？”“无论何时何地，能证实此事者并在敌方存有此摄印者，甘受国家之极刑。”
6�关于委派张群赴长沙谈判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又谓，此方已派张岳军负责此事……张未曾被派。此事始终由职与曾同志负责。”
7�关于日方谈判代表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内所提铃木通贞为铃木卓尔之误，所谓马场者，并无其人。”
张治平在该函中说明，经过“八个月与敌之苦缠”，谈判已有进展：1�条件问题，现所争者为内蒙驻兵与和平谈判后双方同时发表宣言；2�汪伪组织由板垣保证撤销之；3�议和方式，由敌酋板垣奉天皇命自甘来华求和；4�作为日方诚意表示，可呈交近卫首相的亲笔信函。《张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
次日，张治平在8日函后附言，重申没有伪造蒋介石委任状的必要：“过去八个月与敌周旋期内，敌人因对职信念极坚，一切会谈，从未向职索阅或索取委座文件。职亦从未有任何伪造委座文件授诸敌方以博得其信用也。在事实上，职对伪造文件无此需要，又自量绝不可为，深望明鉴之。”《张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
在此之后，张治平继续申辩：1�关于1939年底，张治平持蒋介石任命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为研究对日问题咨议委任状，与日驻港武官石野洽谈和平问题，张称：“铃木与治平原系抗战前夙识”，“由曾（政忠）介识卢沛霖（即系港区与曾之联络人），得中央之允许，以特工技术进行。此本年一月间事也。”“今井与治平有十数年之旧交，决不需要伪造咨议委状。”2�关于陈超霖与宋子良参加谈判问题。张称：“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化名章友三，并未冒充咨议，仅称章有中央路线可以转达，并未介绍宋子良与铃木相见，更无陈超霖其人。”3�关于张治平出示蒋介石“亲笔复函”问题，张称：“不但委座墨宝，即治平本人亦从未以一字笔迹供敌人利用。每次会谈，铃木屡要求记录签证，概予拒绝，更无伪造信件之理。如有此事，愿受极刑。”4�关于日方提出板垣与蒋介石在长沙会见，中方派张群赴汉口，陪同板垣前往问题。张称：“敌方求和心切，预定在九月中旬实现，因此，铃木当时提出福州、洛阳或长沙为会晤地点，治平对此未置肯定答复。”《张治平之申辩》，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根据张治平交代，曾政忠是张治平对日谈判时的合作者。戴笠为了查核有关情况；召曾政忠到重庆，询问有关情况。曾报告称：“张治平自本年二月投效中央以后，……对工作颇为热心，数月以来，确未与汪逆有任何往来勾结。”对张治平“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等情况，曾表示“毫无所闻”。《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曾政忠来渝前，张治平曾致函曾政忠，要求曾向铃木处索取近卫亲笔函及板垣保证书，铃木拒交，声称原件“须至适当时期及适当地点方能交出”。9月9日，曾政忠“照录”板垣保证书日文及中文本各一份，由铃木在日文抄本后加注保证：“本内容与板垣总参谋长所书不相违”，并署名盖章。板垣日文保证书抄件，《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曾到重庆后，将所抄之件交给戴笠。戴笠发现，曾政忠的新抄本与张治平所报旧抄本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