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曾下拨河北百万城木、三百万牛革。二是地方自筹：地方官府自己去筹备筑城修城所需要的物资，自己根据地方实际状况想办法征集而来，例如用官窑烧制城砖。三是百姓摊派：这是地方政府最喜欢也是最常用的手段，让地方州县里面的有能力、没能力的百姓共同出材料，碰到紧急情况或是官员凶恶，很可能将人家家里的房子拆掉来修城，这种情况常出现在边境地区，可害惨了当地百姓。四是花钱购买：这是相对柔和公平的手段，因为其他手段就像是巧取豪夺天下百姓的东西拿去修城，花钱购买倒是利于双方，百姓不至于亏惨。一般而言，宋朝修筑城池，这几种手段都会一起采用，单靠一样或两样是很难达到所需物资数目的。
再次，修筑城池必须要用到钱。据记载，广西静江府进行的四次修筑都在数十万贯铜钱。宋代不同时期一贯代表的数目不一样，好算一点就统一按一贯等于1000文算，也就是一次修城耗费数亿文钱，差不多是我们后世的一亿左右。当时一斤米是25文，一双木屐100文钱，这样看来也不是特别昂贵。北宋时期，国库收入最高达到1亿贯左右。再具体点说，宋神宗熙宁十年，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宋哲宗元佑元年，为4800万贯；这还是没加上金、银、绸绢、米谷等杂七杂八的，这样看来宋朝还是极富的。但是宋朝经济发达收入高，同样支出也高，连年不休的岁币，养兵养官的俸禄，镇压叛乱和抵御外敌的钱粮支出等等。分摊到地方修筑城池的能又有多少呢？恐怕没多少吧？面对颇多的支出，中央肯定给不出那么多。有三种办法解决：一是赐度牒，唐宋时官府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凡有牒的僧尼得免地税、徭役，是官府收入的一大来源，价值三百贯到一百九十贯不等，如赐100道度牒修明州城；二是直接拨钱，要么是国库里的钱，要么是皇帝私库钱；三是卖官换钱，纳粟补官，出卖官爵换钱，这是权宜之计，但却常常用到，一般换来的官都是没有实权的空头衔的散官。中央有行动，地方就没有了吗？当然不是。封建王朝由于中央集权制，地方财政的绝大部分收入都归中央所有，剩下的资金很少，干不了什么事，大部分工程事务都需要中央牵头给钱才能办。即便局势如此困顿，地方官员们还是有办法，可谓是各显神通，如利用宗教热情“骗”钱，如宰豪强富商，如节约开支等等。
综上所述，修筑一座宋代城池需要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多方协助，拿出数目众多的钱粮物资或等价物品，必要时候还需要当地主事的地方官去绞尽脑汁“坑蒙拐骗”。宋代城池造价几何呢？这很难说清，铜钱数字应该在10万贯左右，就能顺利修筑出一个城池。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有些城池只是修缮缝补，有些城池也只是复原拆除的城墙，很少会有从无到有的建城记载。
铁牛说了这么多，想说明什么？铁牛说了这么多，只想说明，修筑一个城池，甚至只是修缮缝补、复原旧城或者改造空心敌台，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力量。只靠一地的力量很难独立完成。而我的斥候和探子们多方调查到的情况是，徽州的知府刘勇是个好官，把个灭方腊后百废待兴的徽州城管理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当地的驻军虎翼军指挥使诸葛丰也治军严明，深得人心，不但剿匪有功，而且对地方秋毫无犯。可以说，在官学民商心目中，再找不出这么好的两个军政地方官。
那么，为什么这么好的两个军政地方官却要抗命不从呢？因为灭方腊时，当地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而徽州刚刚建了新城。徭役也罢、免费的军人也罢、付费的民工也罢，以及地方配套资金也罢，其实，当地就像大病之人，已经灯枯油尽，无力再折腾了。
那么，不是还有三司拨付钱粮吗？问题就出在这上面。本次空心敌台只是在原有城池基础上“改造”，所以，朝廷计划大多数拨付3万贯左右，但鉴于徽州战乱毒害颇深，甚为体谅，朝廷在列计划时，明确了徽州等方腊之乱城池拨付钱粮时，予以倾斜，均为5万贯左右。但是，这5万贯钱粮，送到徽州知府刘勇手里时，连1万贯都不到了。这些钱又能做什么？于是，徽州知府刘勇将这一可笑情况通报当地的驻军虎翼军指挥使诸葛丰，诸葛丰也很吃惊。最后两人一致决定：这些钱粮，徽州不敢接收一文，由三司押送官原路押回。徽州知府刘勇和当地驻军虎翼军指挥使诸葛丰联名上奏朝廷整个事件始末。
这里提到了当地驻军虎翼军。您可能要问，虎翼军不是中央禁军吗，前面讲明察暗访是，不是说虎翼军在城外保护皇城吗？怎么又到了徽州了？其实，我也想问。
于是，身边熟悉军情的同僚说，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