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中也可见一斑。知潭州就是潭州知府，也称潭州太守。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管潭、衡、道、永、邵、郴、全七个州的军事，是整个湖南地区的军政一把手。朝廷派往湖南的一把手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抚使李纲及之后南宋初的岳飞、刘锜都是重量级的大人物。能在湖南担任这个职务的，似乎必须是文武全才。岳飞的文采自不必说，李纲有《梁溪全集》一百八十卷流传于世。刘锜虽是武将出身，却也写出了《清溪诗集》。他们之后的辛弃疾、朱熹、周必大、张孝祥、真德秀、文天祥、李芾相继担任过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的职务。
这都是潭州成为战略腹地的重要依据。当然，前面说了，这是后话。那么，我们再说说“前话”。
讲完潭州的前世今生，蒋敬说，提到潭州，你就绕不开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湖南大学的前身）。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创办岳麓书院。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嗣后，弦歌不绝，桃李满天下。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说法较多，但唯有岳麓书院为诸家共推，出现在多个版本，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书院的推崇。
讲完潭州的岳麓书院，蒋敬又讲到了一件发生在潭州的“珍珠案”。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初，广州商人戢舜中携带珍珠五斤，前往北方地区贩卖。途经潭州时，不幸暴病身亡。其携带的珍珠被当地官府发现后，因这些珍珠的税票不知所踪，官员便以偷税漏税为由，将珍珠予以没收。随后，时任潭州知州任颛、湖南转运判官李章等官员，擅自将价值三千余贯的珍珠，作价四百余贯贱卖，并由他们自己买下。不久，商人戢舜中的儿子戢子乔来潭州寻父。得知父亲已病逝，所带珍珠被当地官员贱卖，戢子乔十分气愤，于是将此事上告朝廷。朝廷命湖南提刑司派人调查此案。可负责办理此案的官员经过一番调查后，深感棘手。因为涉案官员中有些人背景深厚，如湖南转运判官李章，是当朝宰相陈执中的女婿，另一名涉案官员蓝惟永，则是朝廷内都知之子。所以，湖南提刑司的办案官员希望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这事后来被监察御史赵拚知道了。赵拚是与人称“包青天”的包拯齐名的正直官员，人称“铁面御史”。据说戏曲中“包青天”形象的原型，一半是“黑脸”包拯，另一半是“铁面”赵拚。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赵拚写了一个《奏状乞勘鞠潭州官员分买客人珠子》的奏折，要求皇帝委派专人督办此案，以维护法纪。因没收商人珍珠属于财政方面的案件，宋仁宗于是让掌管度支、户部、盐铁的三司使王拱辰督办此案。没想到王拱辰不仅不彻查此案，反而将从涉案官员手中收缴的珍珠，交给内供奉廖浩然，送入宫中留用。由于作为关键证物的珍珠缺失，无法核定珍珠的价值，也就无法给涉案官员定罪。这样一来，案子只能不了了之。显然，王拱辰是想包庇涉案人员，从而讨好宰相和内都知（内都知 ，官名，中书省属官，掌教授中书学生，并参与朝政、军务及礼仪制度的讨论，奉命出使，还随军出征，参议军事）。因此，至和二年(1055年) 五月十二日, 赵拚又写了一个《奏状乞取问王拱辰进纳赃珠》的奏折，弹劾三司使王拱辰罔顾事实，徇私枉法。其实，此案案情并不复杂，关键是涉案官员朝中有人，导致迟迟不能结案。在赵拚的一再坚持下，宋仁宗不得不让审刑院再审此案。最后，涉案官员和包庇犯王拱辰，全部受到了降职处理。
潭州“珍珠腐败案”，后来经常被当作反腐成功案例而大受好评。由于监察御史赵拚在该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人认为北宋的监察体制卓有成效，事实上并非如此。表面上，涉案官员和包庇犯都受到了处理，但实际上处罚都很轻，而且后来大都又得到了升迁。如原潭州知州任颛，降职后第二年就复为龙图阁直学士，晚年以太子宾客致仕。包庇犯王拱辰被降职之后，宋仁宗对他仍然宠信有加。相反，赵拚弹劾王拱辰不到一个月，宋仁宗就想另外给他安排重要职位，引起了御史们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监察御史作为古代行政体制的监督者，作用是有限的。即便是“铁面御史”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