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无事，蒋敬便向五人说起潭州的一些往事。
北宋诗人张祁曾写过一首《渡湘江》，里面有“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之句。可见当时的北宋湖南治所潭州(长沙)已有繁华气象。北宋地理学名着《元丰九域志》里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六处，潭州就位列其中。在北宋时期，以湖南的地理条件，潭州是无法进入国家级的核心城市群的，最多只能算是区域中心城市。政治中心在北方河南的汴京，经济带则以运河沿岸为主。偏居长江中游以南区域的湖南，既不靠近政治中心，又与最重要的经济带不搭界。朝廷对于湖南区域的治理，大多是以安抚稳定为主。简而言之，只要不出事，就没你什么事。虽然历史上曾有过汉时的兴盛，然而自汉之后，湖南逐渐沉寂，成为历代的贬谪之地。唐时诗人杜甫路过湖南，就写过“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诗句，足可见当时湖南的清冷。虽然历代诗词中多有吟咏潇湘的名作，但潇湘作为一种美好的意境，是偏冷色调的。被贬永州的柳宗元，一句“独钓寒江雪”就冷彻了千古，偏远孤冷几乎成了湖南的代名词。
然而，金、辽的侵掠，让一切开始改变。地理空间的压缩，让大量的资源涌入狭窄的空间。长沙城市的规模也因此扩大，其城垣直至清末也没有超过。城内已打破坊市界限，商业繁荣，人口稠密，已蔚然而为“湖湘一大都会”。那时的潭州，规模不小。它包括了后世的长沙、湘潭、株洲、岳阳南、益阳、娄底等地。金、辽的侵掠，还改变了湖南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极为重要的战略腹地。北宋后期，潭州即为沿江六大帅府之一。当时的洞庭湖，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地理障碍，整个湖南相对是一个四围闭塞的地区。但是，到了宋朝，这个时期状况就开始改变了。大唐变小宋，北方有湖北屏障，金辽的骑兵很难真正进入这个腹地，湖南地位突出了。
潭州有“岭南一都会，西南更上游”的称谓。与北方各地的联系主要是水路。湖南各地把物资先集中于潭州发运，沿湘江北上，至岳州(岳阳)，入洞庭湖，联结两浙、四川。或从长沙溯江而上，经衡阳、永州，过“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岭”的灵渠直达岭南。如此一来，湖南已从当年的偏远南方成为连接东西、纵横南北的战略纵深要地、一线城市。宋时的城市因为商品贸易的繁荣，呈现出崭新的气象。传统的前朝后市的城市格局被打破，封闭的坊市空间由竞相而起的瓦肆、寺庙、祠宇、草市、园池、酒店、茶坊所替代。原属于汉唐百姓里坊的坡子街，出现高规格的官修饮水涵渠，就是这种变革的标志。
宋朝的繁华，要从“摆摊经济”说起。它是一项由朝廷直接提倡的经济活动，朝廷不但鼓励百姓积极从事商贸，同时还为那些商贩适当免除徭役。从北宋奇书《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可以看出，东京汴梁城已经具备相当完善的商业集市，所有生活生产物品，应有尽有。当时的史书上，宋仁宗康定年间，仁宗皇帝巡幸出游，“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就是说因为汴梁城地摊太多了，仁宗只能单行通过。
两宋时期的商贸集市，更重要的是不仅白天可以开市，晚上都可以继续做买卖。随着开放集市的初步成功，夜市最终变成二十四小时营业。宋代长沙不仅依然是南方着名的米市、茶市，更是发展起了农业和手工业，粮食生产更是居全国前列。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民计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在一众“爆款”商品之中，长沙茶叶也备受推崇，宋代士大夫爱它的精致研制与高端品位，将其作为珍品大加赞赏：“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直（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乐史《太平寰宇记潭州》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长沙之南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捣其汁，伴半而蒸，尤宜暑月饮之。“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来额不过十六七斤，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除了茶叶，宋代长沙农业的“爆品”还有粳稻、桑、麻等。王存《元丰九域志》中的记载显示，大量的麻纺、丝织品被作为湖南各州的“土贡。宋代湖南墓葬出土的衣物，也有大量丝、麻织品。穿戴之外，湖南柑橘也十分之突出，长沙湘江中的橘洲以“上多美橘”而得名，每到秋季，柑橘满街，清香扑鼻。还有那些街坊里竞相而起的茶坊、园池、瓦肆与酒店，能想到是怎样一番盛景。
蒋敬的这些介绍只是说到北宋。
其实湖南的重要性，还在南宋之后。当然，这是后话，但后话也是话。
从历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