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⒂，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深刻观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能在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条件下胜利发展。
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