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对通过阶级的问题，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指出：“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如有疑问的（霸气 书库 ｜。。），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22）
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展开，土地分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运动发展中也出现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有的地方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两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瑞金城区的查田，一开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起来，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政府请求把自己的成分改为贫农，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偏向，毛泽东在八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他也谈道：不少地方把富农当地主来对待，“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23）
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王观澜回忆道：“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24）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十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六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十月十日由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对当时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二十个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解释。例如，自己劳动还是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是区别富农和地主的主要标准。《决定》中写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又如，关于富裕中农的问题，《决定》写道：“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25）
这两个文件，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正是毛泽东在工作作风上的重要特征。对它的意义，王观澜评论道：“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6）
毛泽东、项英等签署发出的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命令中写道：“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