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两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径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三十五家,改划为贫农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十八家。于都县段屋区由地主、富农改划为中农和贫农的有四十家。(28)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五十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二十八日进占黎川。
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中共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军事指挥权。六月十三日,临时中央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于九月底到达中央苏区的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29)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的对”。(30)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这时,出现过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31)在这以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红军主力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