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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文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表现日本社会成员塑造自我过程的作品和学派。从那些作品不同的侧面，可以剖析日本的社会问题，尤其在近代自我的形成方面都表现出同一观点，即近代自我的形成都是在同“家”的对抗中形成的。日本的近代文学也是通过描写那些离家出走或想要出走的人才确立的。
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坚力量——资产阶级家庭，是培养近代自我的重要场所。在过去的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没有出现过像资产阶级家庭一样，家庭成员之间相互隔离、彼此尊重对方隐私的家庭。
西方学者认为，家庭是学校、教师和朋友等所有影响儿童性格形成的因素中影响力最大的。在西方社会中，家庭是不对外部开放的密室，在这个密室中，孩子的房间被墙壁隔开，与父母的生活隔绝开来。对孩子来说，父母除了有时候会对他们进行严厉而抽象的管教之外，是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生活的人，对他们的人生也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指导。在父母向孩子们灌输了要正直、勤勉、自我反省等一些脱离社会实际生活的概念之后，孩子就会变得内向和善于思考，近代的自我因此而形成。西欧的资产阶级家庭正是通过将孩子和外部世界隔离才培养了孩子独立、自我的性格。
日本社会的家庭难以脱离社会而存在，都处在一种拥有很强连带性的组织之中，家庭的独立性和隐私就很难得到保障。日本的家庭隶属于更大的集团单位，如同族、近邻或村落等，这种家庭间隔较少的社会结构同孤独、拥有沉重压力的资产阶级社会相比，也许更好一些。但是相对的，在这种家庭间联系密切、没有密室化的社会中，也不会形成近代自我。所以，形成自我，就必须脱离“透风”的家庭，所以说日本的近代文学是通过反对“家”才形成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形成近代自我过程中要反对的并不是家庭本身，而是反对通过家庭渗透进来的外部社会的舆论和权力。
日本家庭的独立性弱和早期日本社会村落共同体形态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村落形态是典型的亚洲式村落，自古以来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在管理水利的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种植庄稼，形成了家庭间劳动力的互相调剂，一种相当于共同体的劳动组织。从这一点来看，作为经营单位的农户没有足够的独立性。
欧洲中世纪时期形成的日耳曼村落共同体，由于土地私有的基本原则，各个家庭在森林中是独立生活的。即使发挥共同体作用并做出某些决策的机会，也都是围绕如何分狩猎地、放牧地等问题进行的。相对来说，日耳曼村落共同体中农户就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集约型农业下，人们对土地的依赖要大于对劳动力的依赖。在日本自然经济为主，即粗放型农业下，同土地相比人们更依赖劳动力、家畜和劳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力的依赖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来往密切，家庭与家庭之间紧密相连，独立性较弱，处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村落或其他集团的独立性也较弱。另外，村落内部难以独立的低下的生产力，也是造成整个村落无法独立的重要原因。
隶属于独立性较弱的集团的成员，很难从集团内部获得安全感，尤其在集团内部成员对个人价值的过低评估所带来的无力感，让他们更加不信任所属集团，在心理上总是有种想依赖外在社会的冲动。集团成员对外来事物接受的态度，更加促进了外来事物的渗透，此时集团这个阻挡外界事物的堡垒形同虚设，丝毫没有起到防风避雨的作用。不过日本人仍旧相信自己所属集团的保护力量，至少可以说是想要信赖、依靠。有人将这种对集团所属的形态称之为“半所属”，而这种“半所属”的社会结构正是耻文化产生的基础。
集团成员在所属集团中的所作所为，随时都会受到集团内部和集团外部的监视，一个人在集团内部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也会因意识到来自外部的实现而羞愧。日本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以外遇见亲人时也会产生难以名状的羞愧感。同时，当集团成员在外部社会与人建立交往关系时，也会因受到来自集团内部视线的监视而感到羞愧。因为人们觉得依照自己喜好或普遍性的原理来建立关系可能会被别人看作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每当有人想表达高于普通人的意识的想法的时候，都有人用一种批判的眼光试图从这种表达背后看到某种对现实利益的追求，羞耻感也因此而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