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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集团的独立性较弱，从集团内部成员的角度出发，集团成员在集团中属于“半从属”状态。这种社会结构特征很早以前就存在于日本社会，但是随着传统行为模式支配下的民俗社会的解体，这种“半从属”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民俗社会，社会成员间来往密切，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也因环境的限制而趋于一致，不容易产生分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羞耻感产生需要的敏感的自我意识也没有形成，因此，没有形成羞耻产生的土壤。只有弱化集团的独立性，使社会的有机结构不断发展，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从善恶改为优劣，才能形成易于羞耻产生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大众社会中，羞耻感才易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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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羞耻，一种社会模式的制约（3）
一般而言，在这种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评价标准会因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正因为标准的多样性，才让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在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实现自己所肩负的期待。一旦所做的事情以失败告终，就会招致大众的非议，也会让当事人感到耻辱，因此，羞耻也有了约束人行为的功能。
大众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范围广泛而且错综复杂的社会，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如果终生都保持一种孩子式的害臊和忸怩就很难融入社会，所以只有接受各种各样不熟悉的眼光的历练，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因此，大众社会具有诱发羞耻产生的因素，也具有抑制羞耻产生的因素，但是大众社会促进羞耻产生的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明治三十年代产业革命以后，日本社会迅速城市化，同时民俗社会迅速解体。
明治维新时期，维新派“活用”了天皇的权威，靠着威迫幕府将军的“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的行动，把天皇树立为支配人民的绝对君主，形成了天皇制国家，并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近代行政机关。在“家国一体”观念的支配下，日本的近代的行政制度有着很强的家族性，伊藤博文还提出过日本社会就是一个“乡党社会”的观点，认为“家”和“同族团”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行政机关作为政治的中间层将官僚制统治贯彻到社会底层，同时又将底层民众的要求有组织地反映给统治阶层。他们同时充当着统治者和民众代表的双重媒介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贯彻近代的、统一的官僚统治，另一方面保护着底层的未分化的共同体，同时执行着相互矛盾的任务。
明治三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明治时期的家族式官僚体制统治下的政治机关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城市化的加剧使人们离开农村奔向城市的趋势也逐渐明显，对个人价值认同的提高使个人主义渗透到地域共同体中。民俗社会中类似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集团内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也遭受到了威胁。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强化近代的行政制度，培养地方政治的中间层来保持地方共同体的完整被提上日程。
这样，明治前期的中间集团比后期的独立性相对增加。中间层的媒介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统治阶层就能较好地和被统治阶层接轨。明治前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立身处世观就源于这种接轨。如果某个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不仅会得到天皇的奖赏，家乡的人也会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还会被当作英雄看待。
人们的所属集团给予的评价，被认为是在社会上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准。成功的人和想成功的人在自我意识中也有两个标准来衡量自己，一是所属集团如何评价自己，再就是从统治阶层的角度观察自身。在这样的社会中，耻和名誉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羞耻观却不普遍。因此，和明治后期的人相比，明治前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的社会性格中，有不拘于羞耻的刚直的一面。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中间集团作为民众代表的功能逐渐弱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心理上也渐渐产生了不安。城乡差别逐渐增大，地方和中央之间并出现了明显的分界线，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两种不同视线的存在。过去被奉为人生理想的立身处世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甚至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内心也感到些许的内疚。在成功者和要成功者的人的心中，会因为失去了对所属集团的归属而逐渐产生模糊的背叛感和淡淡的乡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强大让日本人看到了“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规则，并逐渐产生向西欧看齐的想法，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但是西欧人的行为方式和日本人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