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很满意现在朝堂的高官，更满意这个新任户部尚书蔡京，蔡京一句发言解决了他心中最憋屈的一个郁闷，也扫清了压在他心里的一块石头。
赵煦一直觉得关于和议他是有责任的，和议签订是他同意的，那会高太后根本不能理事，但这不是他的初心。朝堂最后廷议他在，他还是同意了。后续不管对西夏如何，这始终是一个污点。他亲手签下的协议自己主动撕碎？！
现在有个人解释得很清楚，高太后没有撤帘，那份协议是高太后的遗产，法理上是。至于心里，赵煦觉得更是，他只是不想那个时候折腾出事情。
煌煌史书记录也该如此，元佑八年八月，宋廷和西夏达成初步和解。同月，西夏大举进犯麟州，官家赵煦亲政是元佑八年九月。
韩忠彦内心苦楚，范纯仁等人已经离开朝堂，和议当时在政事堂是个极其重要的事务，如果加上官家的背书，哪怕今天，关于放弃四寨的事你可以说是错误，其他追究不会严重。从放弃四寨到最后和议达成，这本就是元佑的完整策略，这是一个闭环。哪怕宋夏再次发生争端，始终有个节点说法。
韩忠彦与当年之事无关，作为现任枢密院院事，他却是希望这事不要再行争论，他也是赞成息兵的。
官家赵煦不再支持那份和议，闭口不提现在。韩忠彦已经没有人支持，刘奉世已经退出朝堂，谁都清楚不管他是否自辩他都回不来了。
章惇一锤定音：“臣请从重追究陕西弃守四寨之事，以慰当年大宋无数将士的鲜血，以慰后方殚精竭虑的官员，更慰神宗劳心劳累的十年苦心经营！”
当加上最后神宗，堂下没有人再吭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神宗在位，富国强兵，就为一劳永逸解决西夏边患，那的确是他呕心沥血的结果，虽然不完满，却是遗产。
堂上坐着的赵煦眼圈有点红，那是他父亲用命换来的啊。
……
陕西一事的责任人出来了，主犯就有11人，其中司马光、王彦博和范纯仁赫然在列，另外还有更多的从犯。主犯的罪名很重“挟奸、罔上”，从犯的罪名是“暗不晓事、妄议”。
贬制诏书迟迟未下，中书侍郎李清臣不肯。（旧党有君子，新党一样有。）
李清臣认为西夏弃守有错，但罪名这么定超过了事件本身，这是一个错误的政事，因此把当年全部旧党大臣打入奸佞说不过去，把论政中支持弃守的人定为妄议也太重，那以后大家都别说话好了。
李清臣没有找章惇商量，章惇性子刚愎，他对苏轼等人的态度就表明他不会放过，这的确是个错误，那他更不可能放手。
李清臣直接上奏官家赵煦，旧党政策误国，元佑变政是大错。如果要追究每项政事，那当时的官员几乎能一扫而空，方向都是错的，后面的人干什么错什么。绍圣重述神宗新政，政事堂持旧制群相已然外出，现在就当集中精力推行新法。至于过往政务，封存就好，实在不宜过多折腾。
李清臣借用的就是“车盖亭诗案”，蔡确的死是很多人心中的一根刺，这真的是死于岭南放逐的第一个大宋宰相。元佑借用蔡确一案，清洗新党牵连百人，今日这事如此论定，又是一场朝堂大动荡。
政治倾轧中，劝人放下的人从来得不到支持。当赵煦还在犹豫是否放下的时候，奏折中提到的“车盖亭诗案”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蔡确被贬谪岭南，五十九岁客死他乡，这是新党的一个党头，大宋朝曾经的首相。蔡确到底有没有罪？就算蔡确的确有罪，是否够得上如此处罚，流落岭南？
黄履、张商英等人把持的御史台都不用呼喝，一下就炸锅了。蔡确的那场贬谪新党受牵连的人太多，当新党走上舞台，这时候，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各类弹章一封封的往上送。
一场范围影响极广的贬谪不会是某个高官把事情做完，事情一旦定性，各级官员就能把有关的人扯进来，哪怕不过是偶尔一点交集都行。政事堂的人搞政事堂，下面的人搞下面。反正位置就这么点，总得有人出去。
车盖亭一案是如此，轮到旧党还了，今天也是如此。
李清臣实在没料到他的奏折会是这么个结局，他给事情添了一把火。西夏弃守的事还没了结，他想压着，现在“车盖亭诗案”又面临翻过来的局面。
李清臣能看到这事闹大的结局，一报还一报，当年多少人牵连被贬，这次只会更多，总得加点利息不是。
李清臣和章惇这次闹翻，他清楚这事不是他能压住的，这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