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哪种动静。李敖胆大，有时候一个人下到地下室，一个个仔细地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有没有灵魂？
不过这近一年的法律学习也并非毫无效果，李敖起码因此 了解了在台湾这个一国民党专制的孤岛上自由到底有多大的限度，后来他打官司不请律师，自写辩护状词，甚至在坐牢时还帮人出主意写状纸打官司，所依托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所学的法律知识。
退学以后，由于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为他恶补数学，结果李敖在重考大学时数学考了59分，结果如愿以偿，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历史系，而且名列前茅，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但就在这前后，李敖父亲去世了，时间是1955年4月27日，李敖这时正上大学一年级，刚20岁零2天。
李敖父亲死在晚上，李敖于第二天午前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一下火车，就看到有人在接他，匆匆赶回家时，因为天热，父亲已入殓．馆盖已钉，父子竟未能见最后一面，李敖为之泪下。晚上李敖找到自己一直暗恋的海洁力，请她用自己的相机为棺材拍了两张照片存念。
李敖父亲公祭时的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干人。但这两千人没想到的是，死者亲生的儿子，这个理应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的李敖，竟当众上演了一出触怒众人的丧礼改革！
那时李敖受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李敖把这一套全改了，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台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国文老师婉转劝李敖：“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李敖反驳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陪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那位老师顿时语塞。
这次经验使李敖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然而，这次经验却也使他一生受用，他一生勇于待立独行，都伏机于此。但这番待立独行，却使他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教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教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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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死老子”不低头（2）
父亲死后十一年，李敖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在书的序中旧话重提，谈到所谓”不孝”之事，他说：“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于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不料祸祸相沿，李敖在这篇序里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又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可以说，李敖二十岁坚持的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由，最后还祸延他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然而，李敖的丧礼改革虽然在两千人面前挨了骂，可是他不在乎，因为他是“真小人”！
父亲的精神给李敖以很大影响，李敖对父亲也始终感念不已。毕业于北大的父亲对李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却并没像时下望子成龙的父母那样对孩子的事情“事事关心”，而是完全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教育方式。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李敖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