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无一处与###凤相似的阿婆，正向车窗外灯火阑珊处那两个美女频频招手，还自言自语道：这大冷的天，叫她们别来送我，偏来。唉，真是的。
别人的老婆
重男轻女，今古一脉相承。子之重，重于泰山，若是独子，更是家庭中的重中之重；女之轻，轻如鸿毛，几成父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在日常的亲密行为上，古人对待女儿可能大都像甄士隐那样，高兴了，就把那粉妆玉琢，乖觉可喜的小东西从奶母手上“伸手接来，抱在怀内，逗她玩耍一回”，烦了，便命人抱走。虽然女儿也是自己的骨肉，即使像甄士隐这种把“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视为人生之“不足”的父亲，最后还不是因英莲的失踪而家破人亡？不过与对待儿子的态度相比，女儿却终究算不得一件正事，前者如贾政对宝玉，父子见面像是公堂提审，好脸是不会有的，还要把那“小畜牲”给严厉训斥一番。
父亲对儿子的苛刻，是在潜意识中回到从前与自己对话，知子莫如父，也没有人能像男人自己那样了解自己。傅雷先生教子之严，尤其是上海与欧洲之间的超技术道德遥控，常人或觉不可理喻，而傅雷年轻时在巴黎的旧交则“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的话：“傅雷留学法国时，倘只知埋头书堆，而不是交往三教九流，声色犬马门门精通，又怎样能把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万花筒，市井群像，译得如此活灵活现，有声有色？”（ 见《 万象 》第三卷第七期刘光华文 ）
无子无女，是为膝下荒凉，有女无子，膝下倒是有了点人气，但是那无边无际的荒凉却自膝下悄悄地蔓延至胯下。
在父系社会里，儿子不仅是父亲，而且是家庭的具有不动产性质的自我，无论他日后离家多远；相反，女孩却终归是“别人的”，覆水难收，哪怕这盆水只是泼在了自家门前。即使像元春这样一支超级绩优股，富贵荣华虽可利益均沾，人却依然是人家的，皇家的，就连回一趟家这种私家的事，都会演变成一种政府行为。
所以父亲的天敌不仅只是儿子，更包括别人家的儿子。连中了四次副车的余光中先生不但把自己的父亲身份比喻为一棵风霜雨露，不胜负荷地“换来果实累累”，故决不甘心让偶尔过路的小子一伸手就把果子摘去的果树，同时又给自己树了假想敌四个。这种情感，于我这棵只结了一个小果实的果树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假想敌”远不止四个，简直就是一股“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
婚姻、家庭和私有财产既维护了血缘亲情，同时，至少在父女关系上又对它作出了深刻的异化。更为荒凉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年少时充当过别人的“假想敌”的父亲们从来都是知己知彼，百战不胜的。在我们无力从“自己的”和“别人的”这一泥潭中自拔之前，惟有用精神胜利法胡乱抵挡则个。比方说，女儿快五岁了还老是要我抱，当我放下身段曲意奉迎之际，她的妈妈就会语带讥讽地说：“你看你，又抱着别人的老婆了。”
我心里想说的是：“哼哼，为什么不呢？你没听说过，老婆都是别人的好啊。”
广州非礼派对
所谓派对，亦舒总结道：“宾客虽多，统统是老面孔，今天你装饰我的宴会，过两日我来点缀你的派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来来去去是这几十个达官贵人，第二天照片又刊登在社交版上叫小市民观赏。”
说的是殖民时代的派对。后殖民时代的派对虽然还没有“非礼”到“来来去去是这几十个小市民叫达官贵人观赏”的程度，但是归根究底，所谓派对者，来而不往非礼也——当然，单只人来人往，依然还是“非礼”的，要做到“有礼”，还必须一丝不苟地把主人家“摊派”到你头上的种种事情做“对”。在这些被“派”到的事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穿什么和怎么穿，也就是说，“人到”还不够，必须是穿着适当的衣服把自己送上门去。
其实，与“舞会”或“宴会”相比，“派对”的特殊之处本来就在于衣着和气氛上的随意和“非正式”。辞典上的解释是：“一种非正式的舞会。因不像正式宴会般的隆重，参加者可以穿着简便衣裳。如：‘家庭派对’、‘生日派对’。”不知何故，“非正式”到了我们这里就自动“转正”并且升了一级。我收到的派对请柬，绝大部分都附有“正装”或“盛装”的“着装要求”。在一般的情况下，虽然着装本身就是一个人参加派对的终极目的，即便做了“派对动物”，却也是衣冠禽兽，行头必不可少。然而，“穿什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情的伤脑筋之处尤在于，此外还连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