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尼克”过不了多久可能就要沉入“海底”，我无疑就是那个船长。
我们国家已经全面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法制经济。以我国新刑法为例，与经济有关的犯罪就有近100条，另外还有民法、经济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国际商法等等。企业经营不会一帆风顺的，做企业难免会失败，也许会有违法的事情发生。你可能是好心，也可能是无意，但你确实违了法。违了法怎么办？这是衡量一个人的关键时候，你是敢于承担责任呢？还是“36计”一走了之，逃避法律的制裁。
这几年在我国，“老板进监”现象多了起来，其实，“老板进监”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企业老板，缺少这种“船长精神”，一出事先保自己，企图逃之妖妖。殊不知这是“二次”犯罪，不仅对企业有害、对社会有害、更对自己不利。
这方面国外的企业家做得相对就好一些。比如美国朗讯公司的CEO里奇马津经营失败同时也有违法现象，他不是首先想着跑，而是担负起责任，辞去职务，雇律师等候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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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被立案
1999年初，向红高粱集资的王涛（化名）等83名群众联名就红高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向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郑州市公安局进行举报。
此时，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受命立案侦查。
2000年10月29日晚上子时，我被郑州市金水区的干警带到公安局。10月31日被刑拘，12月6日被捕，开始了我的囹圄生活。
红高粱赢得“霸菱银行”好感
1996年由于新闻媒体爆炒红高粱，无疑也吸引了许多投资人的关注。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和“霸菱银行”的交往，我懂得了国际企业是怎么运做的，国际投资是怎么一回事。
谈“霸菱银行”之前，必须要先谈一下香港百富勤投资银行和他的投资高手徐新女士。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1996年年底，香港和深圳的新闻媒体也轮番报道了红高粱，引起了深圳以及香港人们的关注。关注的程度是让我难以想象的。比如，我在香港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事情。97年年初去香港出差，出租车司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说从北京，他马上就问我，你知道北京有个红高粱吗？当他知道我就是红高粱的乔赢时，竟然不肯收我的乘车费。可见，香港的老百姓是多么关注红高粱。当然也引起了香港的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的重视。
1996年年底香港的百富勤派了一名投资经理徐新女士考察了北京红高粱，被当时的那种火爆场面深深吸引，于是决定要和我见面。当时我正在深圳考察市场准备建深圳红高粱分店。
我和徐新在深圳见面了。她说，百富勤很欣赏红高粱的这个创意，有意向给红高粱投资。希望更多的了解了我的事业理念和未来的目标。经过一段考察后，他们基本决定投资红高粱，计划占25％到30％的股份。正值向实质性合作进展时，亚州金融风暴给百富勤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导致“合资”流产。
直到1997年下半年，我都没有徐新女士的消息。有天下午，我突然又接到徐新的电话，她告诉我现在她已经是香港霸菱银行的投资经理。霸菱银行的前身是巴林银行，总部在新加坡，是英国的老牌银行，有200多年的历史。被一个叫尼克尼森的职员搞跨以后，被荷兰皇家银行收购，现改名为霸菱银行。她把红高粱这个项目带到了霸菱，给老板谈了这个项目以后，老板很感兴趣。而且这与霸菱银行当时在亚洲的投资方向是一致的。当时他们在亚洲主要有两个投资方向：一是投资服务业；二是投资IT业（如网易就是他们投资的一个项目之一）。当他知道我就在深圳时，决定当天下午就要与我见面。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一般情况下星期天晚餐生意没有平时好，我希望她星期一来比较合适。她跟老板商量以后，老板执意要跟我见面，主要是为了有个感性认识，初步了解一下红高粱和我。我们约定六点半在红高粱餐厅见面。
那天我是比较紧张的，生怕生意不好影响下一步，因为人的第一印象是特别的重要。可天又不作美，大约在五点五十分时，突然下起了瓢盆大雨，这下子我更紧张了，本来星期天晚餐就没有平时生意好，再加上大雨，生意会更糟糕。我正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办公室等待他们到来时，大约在六点十分左右，餐厅经理打来电话说：“乔总，你运气真好，今天出奇了，餐厅的生意异常火爆，不仅座无虚席，而且每台收银机前都排成
